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原因，是了解中國的軍事戰略從來沒有像今日這麼重要。經過了四十年經濟快速成長，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現今中國的國防支出僅次於美國，解放軍有兩百萬現役軍人，是世界上數一數二龐大的軍隊。但是，有些關於中國的重大問題，包括中國會如何運用不斷增強的軍事能力，以及使用在什麼樣用途上，這些無法用國內生產毛額或國防支出之類的簡單度量來回答。答案的關鍵在於軍事戰略，若能了解中國過去和現在的戰略態度，就能知道評估未來改變的重要底線，也能洞悉這其中重要的意涵，包括對中國軍力的淨評估（net assessment）、威逼（coercion）在中國的國家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東亞安全競爭（security competition）的強度，以及中美爆發衝突是否可能擴大到高層級。
論述概要
為了解釋中國何時、為何以及如何推動軍事戰略重大改變，我在這本書中提出可分為兩個步驟的論述：中國推動軍事戰略重大改變，是為了因應戰爭指揮的轉變（shifts in the conduct of warfare），但先決條件是中共的團結穩定。
在我的論證裡，第一個部分聚焦於推動戰略改變的動機。藉由擴大論述，強調外部來源在造成軍事改變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像立即的威脅，我認為推動戰略改變的一個原因被忽視了：一個強權或其侍從對象（clients）所參與最近期的戰爭，揭露出國際體系的戰爭指揮出現重大改變。如果一個國家當前的能力和預期未來戰爭必要的條件存有落差，這種改變能產生強大的刺激，促成該國採用新的軍事戰略。這些改變對於中國這種正試圖提升能力的開發中國家，或者軍事現代化比較晚的國家，影響應該特別顯著。這些國家已經處於相對劣勢，必須密切注意自己相較與強國之間的能力。
我的第二個部分的論述，改談發生戰略改變的機制，是由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的結構形塑而成。在擁有政黨軍隊的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可以充分授權給高階軍官，使其自治管理軍事事務，高階軍官會因應國家安全環境改變，調整軍事戰略。因為這些軍官也是黨員，所以政黨可以託付軍事事務的責任，不用害怕發生政變，或擔心軍隊採用抵觸政黨政治目標的戰略。然而，唯有政黨的政治領導階層團結，對權威結構和基本政策有共識，這類授權才可能會發生。
將這些條件放在一起，當黨內團結的時候，為了因應戰爭指揮的重大轉變，中國的軍事戰略就會出現重大改變。如果黨團結，但是戰爭指揮沒有出現重大改變，那麼高階軍官便較可能只會小幅改變軍事戰略。然而，當黨分裂的時候，戰略改變就不可能會發生。即便外部的戰爭指揮出現了重大轉變，產生推動戰略改變的刺激，然而軍隊可能會捲入政黨內鬥，或者黨最高領導人們可能會對政策意見分歧，不願將處理軍事事務的責任授權給軍隊，或者試圖干預軍事事務──在在都會破壞軍事戰略的制定，更廣泛而言，甚至會損害軍事事務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