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被稱作爭議性人物，我得病成為爭議性新聞也不足奇。怪的是，我得的腫瘤明明在胰臟，《聯合報》新聞版上報導的標題赫然卻作「金恒煒頭出問題了」，當然是有意捏造事實。那麼潛台詞是什麼？Christopher Hitchens 有「這個世紀最偉大演說家」之譽，患了喉癌，因一貫反宗教，寫過《上帝沒啥了不起：宗教如何毒害一切》（God Is Not Great : How Religion Poisions Everything）等書，同不同意他的宗教觀是一回事，他成為教徒們的眼中釘、目中刺是當然的了。
有一個虔信網站寫了文章對他的癌病做了惡毒的比附：「還有沒有人覺得 Christopher Hitchens 患喉癌晚期是上帝報復他褻瀆的聲口（voice）？無神論者喜歡忽略事實，他們行事好像所有一切都是『巧合』。真的嗎？在所有的器官之中，Christopher Hitchens 得到的癌獨獨是用以褻瀆上帝的器官，……。」那麼說我的頭出問題，像不像比喻 Hitchens 得喉癌是天譴？對《聯合報》們來說，一切問題出在我的頭，頭出了問題，就是腦筋有問題；頭得病了，還能寫文章嗎？還能發言嗎？Hitchens 的病是「懲罰」，我的呢？是「取消」。有趣罷！如此受人忌憚，或意味著我的言論觸到了許多人的痛處；他們喊痛，甚至炮製我的病因來滿足他們的阿 Q 心態，只暴露了他們的虛弱。
胰臟癌既是我的生死劫，走過死蔭的幽谷之後，「回眸時看」（魯迅詩句），生涯歷歷。我的人生很簡單，記者、編輯、政治評論、投身民主運動以及晚年書寫歷史；其實都在同一個 discourse 中。2018年7月，「歐洲之聲」的廖天琪與潘永忠從德國訪台灣，到舍下做專訪，當時我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出版不久；在媒體人、文化人和社會活動家之外，他們又封了史學家的頭銜。他們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如何定位自己？媒體人、文化人、社會活動家、史學家？我說都是。我援引以撒．柏林的說法，說我是刺蝟型，儘管像狐貍般從事不同性質的工作，終極關懷就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雖然兼具不同角色，一生追求的目標就是建構台灣成為獨立的民主國家，所以我說在同一個 discourse 中，是在一個洞中追求到底的刺蝟，是狐貍型的刺蝟。年輕時寫小說、散文，後來此調不彈很久了，讀別人創作，賞心樂事別家的花團錦簇，雖然有時技癢而沒有思遷。
詩人、學者葉維廉教授是我大哥恒杰（戴熹）台大外文系同班同學，也是我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當代》的作者。我們交往多年，在美國、在台灣都有接談。有一回，他與學生王建元驅車到我們住的柏克萊，一同去拜訪剛搬到灣區的吳魯芹； 吳魯芹是葉維廉台大的業師。吳魯芹去世，我寫了悼文，董橋、夏志清都很稱讚。夏、董是他們舊交，董橋的揚揄是余光中的來信中轉告，夏志清是直接寫信來；兩函都保存在舍下。鄭樹森也是葉維廉的學生，與我們很熟；師徒後來鬧翻，波及朋友。這種私人恩怨，文人、學者間很多，其中是是非非，我也聽聞不少，但我從不介入，也不站邊。葉維廉知道我得癌症，從美國打電話來，足足說了1個小時，主要就是說服我寫自傳。他說我編《中國時報》副刊3年（1983至1985），交往作者遍佈世界各國，與他們都有或深或淺交情，再加上《當代》24年，又寫政治評論、從事民主活動20、30年，文化界、學界、政界認識的人這麼多，戒嚴到現在，經歷豐富，不寫可惜。葉維廉的關心與好意，我當然非常感謝，我也知道在媒體、文化界、政治或說民主運動上，我是做了一些事，也確有值得紀錄下來的事蹟，他的話確實讓我動心過。2013年年初，我們到芝加哥3個月，本想就地寫自傳類的文字，在芝大圖書館看了一些資料，引發了我的考據癖，結果寫成是30多萬字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按，見自序〈書成自記〉）這本書的完成，得力於許多的日記、回憶錄，我愈發感知第一手史料的重要。但是寫自傳是很大的艱難工程，一方面我沒日記，另方面記憶力一向不好，很難寫出「信史」來。能戰勝胰臟癌，確是一個奇蹟，當然值得書寫。
為什麼寧寫史書不寫自傳？自傳是很難處理的文學形式，容易流於津津樂道於自己小肚臍眼，然後夸夸其談；《傳記文學》創刊、風行時，先母姚詠蕚女史就一言中的說：「什麼傳記文學， 吹牛文學罷。」即使日記， 也不是純文本， 是脈絡（context）、是介於文本之間（Intertext）而已，而非文本。如胡適日記，生前即打算公開，自有一己的春秋筆法，筆則筆、削則削；研究胡適，胡適日記不過只是基本素材之一，而且要小心使用。前一陣子出版的《陶希聖日記》，分上、下兩冊，下冊只到1957年6月30日，下面就沒有了；問題是，陶希聖從早年開始，日記幾乎沒有中斷過，為什麼戛然而止？晚年「每晚必看電視。常孤燈獨坐，凝視默想，俟十一時電視播完，然後拂紙屬文，往往至深夜，日數千字，習以為常。」可見筆不離手。
1953、54年鬥吳國楨，1957年到1960年是陶希聖狠鬥《自由中國》的腥風血雨3年：陳懷琪事件、修改新聞法鉗制言論、蔣介石三連任佈局、準備修憲、炮製「雷案」等等，陶希聖無役不與，是主要劃謀出策者、出手者。（詳見拙作《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雷震組黨最轟轟烈烈也是淒淒慘慘淒淒的前後3年，陶希聖日記為什麼剛好闕如？合理的懷疑，不是編者陶晉生—陶希聖哲嗣—為親者諱的斧削，就是陶希聖毀屍滅跡的自閹。
再如《王世杰日記》，缺了1984到1959年，原因成謎；1949年的大逃亡是重要事件，王世杰日記竟而留白。《雷震日記》則是最信實、最富史料價值的日記；1949到1960年台灣政局的波濤洶湧，雷震日記是最佳且最豐富的第一手史料。「黃杰日記」我未見過，但國史館編的《黃杰警總日記選輯》則是研究「雷案」不可或缺的一手史料；不知黃杰當時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留下此一紀錄？從而使「雷案」能撥雲見日，將隱身幕後的操作，一步一步揭露出來， 將隱身幕後操盤手蔣家父子的伎倆暴露天下，兩蔣的王朝佈局遂而不可掩。日記（複數）的缺口就是歷史的缺口；胡適見人就勸寫日記，原因在此。
我因為胰臟癌，幾瀕於死；寫自傳，既無日記可憑藉，寫面對死亡的歷程又苦於忘性比記性強，有人說：「痛苦是不能夠回憶紀錄的」，尤其適用於我。要回溯生病、治療的過程，我不是好記者，遠不如文翊執筆，我充副二，同誌這段人生之劫。文翊伴我一生，共同走過風風雨雨，挨過與死神的搏鬥，用她的心眼寫我們一路跌宕的種種，同時鏤刻我們經歷過的政治、文化之變遷，遠比我適格。原本打算我寫的部分不過是補充、是陪襯，做一點補白工作，主要是鈎勒政治、文化大環境的變化與險惡，以見出台灣從戒嚴到解嚴、從白色恐怖到民主化的過程；我們的「個人」個人的經歷，雖不足以描摹全豹，至少那一塊磚、一片瓦正嵌在時代之牆上。
全文寫完，原意是配合文翊的文字，大致描摹我做過且記憶較深刻的屐痕，打算將全文拆成幾塊植入文翊的文章內；當然有些勉強是免不了的。允晨發行人廖志峰建議各篇獨立，一在封面開始，一在反面的封底開卷，一直打一橫排，正反兩面都各自成書，打破封面、封底的刻板印象，又互有關連，是一本書也是兩本；讀者買一本等於送一本，一書兩享，正合我們當初的原始構想，值得一試。此書命意請看〈卷首語〉。我的部分因為作了大幅度的調整，不遷就文翊的文本，把小的「我／我們」從「台灣—美國—台灣」的歷程擺放在台灣最詭譎的政局中，從台大哲學系事件而美麗島事件到《中國時報》在政海中的起伏升沉，掀開錯綜複雜的各方權力佈局，看到台灣政治的底蘊，迷霧退去，本質乃現。在我們眼前、身前、身後、或明或暗，有時頗有距離，有時貼身而來，歷史就是這麼近，撞擊就是那麼大，沒有粉身碎骨就是幸運女神眷顧。
透過這小型自傳，理出頭緒，帷幕一幕一幕拉開，原來我們在波濤洶湧的「愚人船」上，載浮載沉的旁觀甚至身歷台灣從戒嚴到解嚴到民主化的政治橫流。在敘述的過程中，月旦時事當然有、詆娸人物自不免，我還是援用在《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中引過的周棄子詩句：「我於時賢無美刺，直把本事入詩篇」；知我罪我，全盤接受。
作者金恆煒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副總編輯，《當代》總編輯；現任凱達格蘭學校校長；張文翊曾仼中國時報副刊編輯，當代雜誌發行人兼編輯。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