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福山也認為，國家認同是一種社會建構，可以被塑造成「支持」而非「破壞」自由價值觀。像是印度就承認多個民族語言，也曾允許各邦制定自己的教育與法律政策；法國在法國大革命之後以《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重新建構了民族認同，編織了一個基於共同語言與文化的公民理想；美國也經歷了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重新定義作為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麼，逐步消除基於階級、種族和性別的公民權障礙—儘管這個過程仍然不完整。
反觀直到20世紀中葉仍由白人佔據主導地位的澳大利亞與加拿大，在移民和公民身份方面曾設有限制性法律，像是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只許白人移民流入、將來自亞洲的移民拒之門外。然而澳洲與加拿大都在20世紀60年代後都廢除了這種「按出生國家選擇移民」的狹隘規定。時至今日，這兩個國家的外國出生人口都比美國更多，而且並未發生美國的兩極分化與白人的強烈反對。國家確實可以被多樣化的人群所構建，他們的群體意識是基於政治原則或理想，而非固定的群體分類。
福山當然也深知，在一個嚴重分裂的民主國家建立共同身份有多困難。畢竟大部分當代的自由主義社會都是建立在歷史民族之上，法國、德國、日本、南韓、甚至是美國，當初對於國家認同的理解都不是通過自由主義的方式達成。以自由主義的概念來定義國家的過程確實漫長、艱難，即便是美國在此過程也不時充斥暴力，並且受到來自左右兩翼的挑戰。不過福山認為這件事依舊值得努力，如果自由主義如果只是一種能夠管理多元性的和平機制，而沒有更廣泛的國家目標，那麼自由主義就會陷入困境。
福山指出，人們要是經歷過暴力、戰爭與獨裁統治，一般都會希望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之中，1945年之後的歐洲就是如此。但是當人們習慣了在自由政權下的和平生活，他們就會將和平與秩序視為理所當然，並且開始渴望一種能引領他們走向更高目標的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年爆發時，歐洲已經將近一百年沒有發生毀滅性的衝突，儘管歐洲在此期間取得巨大的物質進步，但人們卻依然樂於發動戰爭。如今這個世界或許又走到一個類似時刻：過去四分之三個世紀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全球也出現了巨大的社會變革與繁榮。創建歐盟是為了消除導致世界大戰的民族主義，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卻預示未來會有更多混亂和暴力。
福山在網媒《Salon》上個月的專訪中，福山表示普京在烏克蘭戰爭中若是獲得勝利，更會對美國的民主造成直接威脅。因為反民主的網路顯然已經延伸到美國：川普是普京的好朋友，許多川普的支持者甚至認同俄羅斯動武的理由，像是福斯新聞網主持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直接站在了這場戰爭錯誤的一邊。如果普京成功，也意味著這些反民主勢力在美國也有可能成功。2024年美國甚至會面臨嚴重的憲法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