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解體的第二年便寫就《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熱切地宣告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才是人類的「歷史終局」，或者說政府類型與意識形態的終點站。不過同樣作為一種「進步史觀」，除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至今難以實現，福山所推崇的自由民主體制似乎也還在接受挑戰、甚至出現倒退。雖然福山在今年5月即將出版的新書《自由主義及其不滿》中，檢討了來自左右兩翼對自由民主的挑戰，但普京與習近平這類揮舞著「中國夢」與「俄羅斯榮光」旗幟的民族主義野心家，似乎才是對自由主義最急迫的威脅。
蘇聯解體雖然意味著冷戰結束，然而意識形態的較量確實遠未終結。美國另一位政治學大腕薩謬爾．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成書之後，發表了《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這位福山的老師認為「文化與宗教認同」將成為世界衝突的主要根源，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則讓他成了先知。近年的川普崛起、美中冷戰，甚至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則讓自由民主體制再度顯得岌岌可危。
福山最近兩個月尤其關注烏克蘭戰爭，除了頻繁接受媒體採訪，他3月10日在《美國目的》（American Purpose）雜誌發表的短文也簡單預測了這場戰事的走向，包括烏克蘭正在走向徹底失敗（因為烏克蘭民眾並未如預期般支持俄軍、俄國的軍隊也在烏克蘭陷入泥淖）、士氣低落的俄軍可能在戰場上突然崩潰（尤其如果北方戰場潰敗的話）、俄烏兩國無法透過外交途徑解決矛盾、俄軍如果失敗普京也會大權旁落、俄羅斯的失敗也意味著「民粹的失勢」與「自由的新生」。他甚至呼籲台灣早日醒悟，意識到他們必須像烏克蘭人那樣準備好戰鬥（他2月26日在蔣經國總統圖書館的視訊演說中也提及此事，並稱台灣取消徵兵制是「不幸的決定」）。
不過作為一名政治思想家，福山對當前局勢的反思絕對比他對戰局走向的預測更為重要。在2022年5月/6月號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中，福山更完整發表了他對烏克蘭戰爭與自由主義（liberalism）之敵的最新論述。福山延續這些年的看法，認為容忍差異、尊重個人權利和法治的自由主義確實身處危機之中，因為中國與俄羅斯等專制國家的實力日益增強、匈牙利與土耳其等國的自由制度正在受到侵蝕、印度與美國等地也出現了自由民主的倒退。當民主出現衰退甚至蕭條，自由社會的基本要素自然受到威脅。
不過福山在這篇文章中的砲火主要對準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並且延續他從《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以來的主張，認為國家或國家治理對於維護民主法治舉足輕重。福山指出，民族主義為反自由主義的興起提供動力，那些狹隘的領導人與政黨利用民族主義的言論、尋求對社會加強控制，並且譴責反對者只是一些脫離現實的精英、無能的世界主義者與全球主義者，他們才是國家的真正代表與保護者。那些秉持自由主義者不只是他們的政敵，更是人民公敵。
福山指出，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寬容—亦即國家不規定信仰、身份或任何其他類型的教條，自由民主體制也不是為了實現某一種宗教、道德信念或文化傳統所界定的「美好生活」，因為大家對「美好生活」的想像並不一致，自由主義社會甚至也經常鼓勵對於物質的無目的追求。不過福山也承認，這種「精神真空」特性也讓自由主義非常容易受到民族主義者的攻擊，畢竟在各行其是的情況下，群體意識就會變得相當薄弱。寬容、妥協和深思熟慮這些自由主義政治秩序的共同價值觀，也難以充當緊密聯繫的宗教或民族主義團體中的情感紐帶。
福山承認，自由主義確實有能力在多元化社會中管理多樣性，但此種多樣性卻有其限度。亦即如果自由社會中有足夠多的人主張反自由主義、尋求限制他人的基本權利、訴諸暴力來達成自己的訴求，顯然光靠自由主義並沒有辦法維持政治秩序。如果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背離了自由主義的原則，試圖以種族、宗教或者其他一些對美好生活的不同觀點為基礎，並且建立自己的國家認同，便會招致血腥衝突與混亂暴力的回歸。這正是為什麼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不要放棄國家的理念更加重要，自由主義的普遍性也也不等於跟民族國家的概念互斥。
法蘭西斯・福山筆鋒一轉，表示「想要證明國家認同的重要性，只要看看俄羅斯在攻擊烏克蘭時遇到的麻煩就知道了」。因為普京雖然宣稱「烏克蘭沒有獨立於俄羅斯的身份」，並且期待俄軍進入烏克蘭後這個國家就會立即崩潰。不過事實證明普京完全錯了，烏克蘭能夠頑強地反抗俄羅斯，正是因為烏克蘭公民忠於獨立、自由、民主的烏克蘭理念，不想生活在腐敗的獨裁統治之下。烏克蘭人以自己的勇氣清楚地表明，他們的公民願意為自由主義的理想而死。但福山也提醒，只有當這些自由理念植根於他們可以稱自己為國家，他們才會願意為此獻身。
福山也承認，自由主義的普遍性與民族國家的特殊性看似難以調和。不少保守主義者甚至指控，市場資本主義侵蝕了家庭與群體的傳統價值觀，自由主義社會未能提供強大的共同道德核心。因此根據經濟意識形態來界定政治上的左翼或右翼並不完全符合當前的現實，右翼團體更願意支持透過國家權力來規範社會與經濟生活。而民族主義者與宗教上的保守主義者在很多時候也出現重疊，當代民族主義者希望保留的傳統也包括宗教傳統，宗教保守派則往往自視為愛國者，那些支持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美國福音派信徒尤其如此。
不過福山提醒，對於政客們利用民族主義作為強大的選舉武器，自由主義者對此可能不屑一顧，但他們不應該把國家拱手讓給對手。在福山看來，自由主義的普世目標與一個分裂為民族國家的世界完全可以相容。所有社會都需要使用武力，既是為了維護內部秩序，也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外敵傷害。國家的權力建立在自治個體之間的社會契約之上，他們同意放棄一些權利以換取國家的保護。通過威脅或實際使用武力來執行規則的能力，至今仍處於民族國家的控制之下，國際組織與國際法也仍然依賴於國家層面的執法。
德國哲學家康德設想了一種「永久和平論」，亦即一個由自由國家組成的世界可以訴諸法律而非暴力來調整國際關係。不幸的是，普京入侵烏克蘭說明世界尚未達到此一「後歷史時刻」（post-historical moment），軍事力量仍是自由國家和平的終極保障。因此，作為全球政治的關鍵角色，民族國家不太可能消失，但在這個層次上對權力的節制也依然至關重要。
福山也承認，對世界上大多數人來說，國家仍然是其自然忠誠的最大團結單位，這種忠誠是這些國家統治能力及其合法性的關鍵基礎。雖然福山認為自由主義的普遍性某些程度違反了人類的社會性本質，因為人們對親近的朋友與家人感受到最強烈的情感紐帶。雖然隨著朋友圈的擴大，他們的責任感不可避免地會隨之減弱，當團結的界限幾百年來從家庭、村莊、部落急劇擴大到整個國家，直至今天卻很少有人真正熱愛全人類。不過福山也不同意以色列保守派學者約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在《民族主義的美德》（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中提出的觀點：現有的民族國家是明確劃分的文化單位，只要接受其本來面目，就能建立一個和平的全球秩序。
哈佐尼警告美國，在尋求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其他國家時走得太遠。但福山認為現今的國家是征服、暴力、強迫同化與故意操縱文化符號的歷史鬥爭副產品。國家認同的形式有好有壞，社會當然可以在其中作出選擇。福山指出，如果國家認同是基於種族、宗教等固定特徵，其「排他性」也就違反了平等尊嚴的自由原則。福山雖然不認為民族認同與自由主義必然矛盾，但這兩者之間確實存在潛在的緊張關係。如果國家認同建立在那些固定特徵上，它就可能轉變為侵略性的、排他的民族主義，正如二十世紀上半葉歐洲的情況一樣。
國家認同雖然代表顯而易見的危險，但同時也是一個機會。在世界上的許多區域，民族或宗教群體世世代代佔領同一塊領土，並有自己厚重的文化與語言傳統。像是巴爾幹半島、中東、南亞與東南亞，種族或宗教認同確實是大多數人的基本特徵，將他們同化為一個更廣泛的民族文化當然不切實際；加泰羅尼亞、魁北克和蘇格蘭都是具有獨特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地區，這些地區都有民族主義的游擊隊，他們都在尋求與這個國家完全分離。
不過福山也認為，國家認同是一種社會建構，可以被塑造成「支持」而非「破壞」自由價值觀。像是印度就承認多個民族語言，也曾允許各邦制定自己的教育與法律政策；法國在法國大革命之後以《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重新建構了民族認同，編織了一個基於共同語言與文化的公民理想；美國也經歷了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重新定義作為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麼，逐步消除基於階級、種族和性別的公民權障礙—儘管這個過程仍然不完整。
反觀直到20世紀中葉仍由白人佔據主導地位的澳大利亞與加拿大，在移民和公民身份方面曾設有限制性法律，像是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只許白人移民流入、將來自亞洲的移民拒之門外。然而澳洲與加拿大都在20世紀60年代後都廢除了這種「按出生國家選擇移民」的狹隘規定。時至今日，這兩個國家的外國出生人口都比美國更多，而且並未發生美國的兩極分化與白人的強烈反對。國家確實可以被多樣化的人群所構建，他們的群體意識是基於政治原則或理想，而非固定的群體分類。
福山當然也深知，在一個嚴重分裂的民主國家建立共同身份有多困難。畢竟大部分當代的自由主義社會都是建立在歷史民族之上，法國、德國、日本、南韓、甚至是美國，當初對於國家認同的理解都不是通過自由主義的方式達成。以自由主義的概念來定義國家的過程確實漫長、艱難，即便是美國在此過程也不時充斥暴力，並且受到來自左右兩翼的挑戰。不過福山認為這件事依舊值得努力，如果自由主義如果只是一種能夠管理多元性的和平機制，而沒有更廣泛的國家目標，那麼自由主義就會陷入困境。
福山指出，人們要是經歷過暴力、戰爭與獨裁統治，一般都會希望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之中，1945年之後的歐洲就是如此。但是當人們習慣了在自由政權下的和平生活，他們就會將和平與秩序視為理所當然，並且開始渴望一種能引領他們走向更高目標的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年爆發時，歐洲已經將近一百年沒有發生毀滅性的衝突，儘管歐洲在此期間取得巨大的物質進步，但人們卻依然樂於發動戰爭。如今這個世界或許又走到一個類似時刻：過去四分之三個世紀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全球也出現了巨大的社會變革與繁榮。創建歐盟是為了消除導致世界大戰的民族主義，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卻預示未來會有更多混亂和暴力。
福山在網媒《Salon》上個月的專訪中，福山表示普京在烏克蘭戰爭中若是獲得勝利，更會對美國的民主造成直接威脅。因為反民主的網路顯然已經延伸到美國：川普是普京的好朋友，許多川普的支持者甚至認同俄羅斯動武的理由，像是福斯新聞網主持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直接站在了這場戰爭錯誤的一邊。如果普京成功，也意味著這些反民主勢力在美國也有可能成功。2024年美國甚至會面臨嚴重的憲法危機。
福山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指出，這個歷史性時刻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未來。如果普京成功地破壞了烏克蘭的獨立和民主，世界將回到一個充滿侵略與不寬容的民族主義時代，即便美國也無法倖免於此一趨勢，因為像川普這樣的民粹主義者渴望複製普京的威權主義；如果普京領導的俄羅斯陷入軍事和經濟失敗的泥淖，那麼這個世界仍有機會重新吸取自由主義的教訓—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會導致國家災難，並且重振自由與民主世界的理想。
福山上個月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專訪中更坦言自己噩夢級別的「歷史終結」：一個中國和俄羅斯互相合作的世界。因為中國可能支持俄羅斯的戰爭，而北京也會發動自己對台灣的侵略。福山表示：「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並且實現，你將會生活在一個被這些非民主國家所宰制的世界裡。如果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能阻止這一切成為成真，那麼歷史的終結就會真的到來。」自由主義需要國家的力量，更必須從民族主義者與獨裁的野心家手中搶回國家敘事的合法性與國家認同的有效性。不過在這些理論縈繞的哲學思想之外，福山上個月接受布克獎（Booker Prize）評委、《展望》（Prospect）總編輯拉辛（Sameer Rahim）訪談時的結語最為直白：烏克蘭人民在這場戰爭中給我們的重要教訓是：我們無須接受獨裁統治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