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福山提醒，對於政客們利用民族主義作為強大的選舉武器，自由主義者對此可能不屑一顧，但他們不應該把國家拱手讓給對手。在福山看來，自由主義的普世目標與一個分裂為民族國家的世界完全可以相容。所有社會都需要使用武力，既是為了維護內部秩序，也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外敵傷害。國家的權力建立在自治個體之間的社會契約之上，他們同意放棄一些權利以換取國家的保護。通過威脅或實際使用武力來執行規則的能力，至今仍處於民族國家的控制之下，國際組織與國際法也仍然依賴於國家層面的執法。
德國哲學家康德設想了一種「永久和平論」，亦即一個由自由國家組成的世界可以訴諸法律而非暴力來調整國際關係。不幸的是，普京入侵烏克蘭說明世界尚未達到此一「後歷史時刻」（post-historical moment），軍事力量仍是自由國家和平的終極保障。因此，作為全球政治的關鍵角色，民族國家不太可能消失，但在這個層次上對權力的節制也依然至關重要。
福山也承認，對世界上大多數人來說，國家仍然是其自然忠誠的最大團結單位，這種忠誠是這些國家統治能力及其合法性的關鍵基礎。雖然福山認為自由主義的普遍性某些程度違反了人類的社會性本質，因為人們對親近的朋友與家人感受到最強烈的情感紐帶。雖然隨著朋友圈的擴大，他們的責任感不可避免地會隨之減弱，當團結的界限幾百年來從家庭、村莊、部落急劇擴大到整個國家，直至今天卻很少有人真正熱愛全人類。不過福山也不同意以色列保守派學者約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在《民族主義的美德》（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中提出的觀點：現有的民族國家是明確劃分的文化單位，只要接受其本來面目，就能建立一個和平的全球秩序。
哈佐尼警告美國，在尋求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其他國家時走得太遠。但福山認為現今的國家是征服、暴力、強迫同化與故意操縱文化符號的歷史鬥爭副產品。國家認同的形式有好有壞，社會當然可以在其中作出選擇。福山指出，如果國家認同是基於種族、宗教等固定特徵，其「排他性」也就違反了平等尊嚴的自由原則。福山雖然不認為民族認同與自由主義必然矛盾，但這兩者之間確實存在潛在的緊張關係。如果國家認同建立在那些固定特徵上，它就可能轉變為侵略性的、排他的民族主義，正如二十世紀上半葉歐洲的情況一樣。
國家認同雖然代表顯而易見的危險，但同時也是一個機會。在世界上的許多區域，民族或宗教群體世世代代佔領同一塊領土，並有自己厚重的文化與語言傳統。像是巴爾幹半島、中東、南亞與東南亞，種族或宗教認同確實是大多數人的基本特徵，將他們同化為一個更廣泛的民族文化當然不切實際；加泰羅尼亞、魁北克和蘇格蘭都是具有獨特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地區，這些地區都有民族主義的游擊隊，他們都在尋求與這個國家完全分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