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扮為人類文明發展重要的一個階段，衣著、化妝、裝身物等透過物質性加諸於身體的做法，不論是身體的穿戴、色彩圖文的描繪，或是人形裝置的操演。探求從裝扮至變裝這些行為背後的目的，不外乎是追求美觀、彰顯身分地位，此外也與宗教信仰緊密結合，這點散見於各國宗教儀式、祭典活動、民俗行事之中。就像台灣民間廣泛流傳的謝范將軍、千里眼．順風耳、三太子等各式的神將、大神尪、將爺，或是由人扮演的八家將、什家將、官將首、八將等裝神扮將傳統。這一類屬於台灣傳統的假裝文化傳承軌跡及歷史源流，雖未完全明朗，不過一般推測從清代至今已有百餘年歷史。如此文化傳統，歷經日治的異國統治至今，不僅未曾消逝，甚至有更蓬勃茁壯的情形。事實上，在半世紀的日治期間，台灣還存在另一種名為假裝行列的變裝遊行活動，是從日本所傳入的假裝文化。在特定節慶期間，由人裝扮進行展演呈現。神將與假裝行列兩者雖在裝扮對象、表現形式略有差異，不過皆透過裝扮達到變身之目的。
一、前言
衣著打扮可謂是人類除了用火之外，與其他動物最大的行動差異，也是構成人類豐富生活文化的一環。透過衣物、顏料增添於身，滿足保護身體、避寒消暑等基本需求，同時也達到區隔身分、營造不同人格角色的功能，這是在每個社會中普遍可見的現象。從滿足基本生理需求的穿衣戴帽，彰顯社會機能的穿金戴銀、畫眉塗粉，「假裝」或稱「變裝」、「變身」等藉由外貌形體變化，以營造某些特定氛圍及功能目的的行為方式亦隨之而生。當我們走訪台灣民間，可在民俗祭典中看到相當多元的假裝變裝文化，譬如以人形裝置操演謝將軍、范將軍、千里眼、順風耳、三太子、神童、趙元帥、康元帥等神將，或是由真人扮演的謝將軍、范將軍家將與八將、官將等類型，皆相當普遍。另一方面，也可見粉墨登場的各式陣頭，譬如扮成梁山好漢的開臉宋江陣、呈現原住民形象的原住民歌舞陣，還是扮成和風日本味的御輿團、素蘭小姐出嫁陣，以及往昔廣泛傳承全台各地、現今日趨式微的藝閣。在此所列舉的台灣民間祭典廟會中出現的裝扮風格陣頭、人物，顯示台灣民間傳承有龐大豐富的假裝文化。這些傳統可說是基於滿足生理、社會等需求的裝扮行為，進而衍生發展的一種文化傳統。
中華民國106年國慶典禮於總統府前舉行，電音三太子帶領太子國中花車行經主席台前。（資料照，顏麟宇攝）
傳承於台灣民間廟會中的假裝、變裝，不僅類型多樣，其各別屬性間的差異也不小，本章主要關注於裝神扮將的神將這部分。神將家將可謂現今台灣各地最廣泛流傳的假裝文化，多數研究者將發展自中國上古期的儺文化視為文化源頭，只不過對於人們透過局部性化妝、穿著、變裝，以至全面性運用人形神偶以裝扮神鬼的傳承歷程及其意義，一般甚少矚目並作為研究議題加以探索。關於台灣的神將、家將傳統的發展根源為儺文化之說，現階段筆者也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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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這種透過裝扮神鬼的行為模式於歷史上的傳承軌跡，有必要展開更細緻明確的梳理解析。因為各地的傳承環境、歷史背景、文化情境皆有其特殊性，更何況看似漢人為顯性主流的台灣民間傳統，也需顧慮原住民族及歷代不同統治者間接隱性留下的文化元素，可能出自美感偏好、社會風潮、信仰觀念、生活慣習之下的影響。
話說回來，人類透過裝扮驅鬼祈吉等儀式行為，也非上古中國獨有，舉凡埃及、希臘、美索不達米亞等古文明大國也都流傳著相似的文化傳統，顯示人類為了某些目的而變裝是普遍通俗的行為模式。當然，無可諱言的是，台灣漢人的信仰文化源頭多源自中國，神將或各地所稱的大神尪、將爺等人穿戴巨型神偶裝置（假形、神殼）操演舞動，或是八家將、什家將、官將首等以打臉著裝的假裝類型，這些文化表現的傳承途徑，大致歸結於清代從中國福建一帶所傳來，甚至傳承源頭可聚焦於福州一帶。只不過，關於神將、家將如此變裝扮神的做法，這百年在台灣各地的具體傳承樣態為何？
筆者檢視至今各種相關研究出版與研究動態，多數仍著重於個別性的報導介紹，站在歷史軸線及民俗學觀點的傳承文化探究，仍顯得單薄不足。
台灣民間信仰擁有多神崇拜與擬人化特質，認為眾神並非全能，因此於民間信仰中的神祇眾聖，各自具有不同的形象、屬性、職能、能力。主神為了順利執行職責、彰顯神德，便需借助於其他神祇的力量。因此，文官性格的主神多搭配武神為從屬，武格主神也配置著武神、文神，或者是女神與具相似特質的屬神構成從屬關係，甚至是由無任何特殊因果關係所構成的從屬，皆為民間的祀神觀中，職能輔助說之下所呈現的信仰現象。如文官形象並具司法神格的城隍爺，便為了順利地實行緝兇除惡職務，便需借助於七爺、八爺、牛爺、馬爺等神祇為屬神。另一方面，又如八家將、什家將、官將首等不論以神像或採以神將、扮將等形式，在廟宇祭祀、宗教儀式、出巡繞境中的體現，除了具備有捉拿鬼魅、祈安驅煞等嚴肅的宗教意涵，另一方面也具備了民間迎神賽會追求的排場熱鬧等功能，後者又以北部地區結合北管軒社文化下的七爺、八爺神將最為明顯。
位於台北大稻埕的靈安社，創社於1871 年（清同治10 年），這座子弟軒社為清末大稻埕地區居民為參與霞海城隍祭典活動所籌組，該年前往福州訂購謝范將軍神將作為迎神之用。如此赴中國福州訂購神將的例子，到了日治時期仍存在，像是新莊地藏庵的一對謝范將軍神將，即是出自辜顯榮為還願，於1911 年（明治44 年）從福州購買而來。1914 年（大正3 年），宜蘭城隍廟信徒為了參與迎神繞境，也前往福州訂製謝范將軍神將；同時期，享有神將窟美喻的蘆洲，也盛傳神將文化因福州師傅來台兜售而肇始。1921 年（大正10 年），蘆洲當地的子弟軒社樂樂樂還為了購置神將遠赴福州，購得「甘輝」、「萬禮」神將頭回台組裝。1924 年（大正13 年），大龍峒德樂軒也從中國購置楊李二將軍，贈與大龍峒保安宮，作為保生大帝遊境之護駕神將，以壯觀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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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所列舉，透過若干田野資料可知至少在這百年來，組裝神將參與祭典繞境出巡，平時則供奉於廟內的做法，已廣泛傳承於全台各地。這種由人套上巨型神偶加以行走擺動，滿足宗教信仰所需的文化表現，可謂從清代延續至今、台灣社會最廣泛傳承的假裝民俗之一 。除此之外，人們平時還可見另一種雖同樣由人裝神扮將，採取的是透過打臉彩繪面容、穿著神袍持法器方式的假裝，這種類型以八家將、官將首最具代表。當然各種如打臉宋江陣、水族陣、原住民歌舞陣或是戲台扮仙等，也都可謂為假裝的一環。不過在此將焦點先回到功能與神將相似，具護衛主神、提升威儀作用的家將上。家將文化在台的傳承源頭，目前的通說是將台南元和宮白龍庵視為台灣家將傳承之源，根據老照片顯示，至少在1904 年（明治36 年）即已出現人扮將的情形，而就民間田野資料研判，推測在清末前台南地區即已有家將傳承。
綜觀傳承於台灣人信仰生活下的神將與家將兩種假裝民俗，在此暫且不論假裝的目的及意義，為何同樣具神差性格的謝范將軍，傳統民間至少可見神將的謝范將軍與家將的謝范將軍兩項同屬透過人裝扮達到形象變裝的結果，讓凡人轉變成為神的形象，究竟這兩種不同形式的傳承背後，是否受到什麼樣的因素影響？再者，根據掌握的資料顯示，神將．家將文化在台的發展至今至少達百年，雖然明確的傳承軌跡與歷史源流未完全明朗，然而在清末至今的傳承過程中，歷經日治時期到戰後解嚴前特殊的社會環境，如此的假裝民俗不僅未曾消逝，甚至有更為蓬勃茁壯的傾向。
值得留意的是，日本領台半世紀期間，神將成為台灣特色的一項招牌，屢次在日本本土舉行的博覽會中見到謝范將軍的身影，這種情形宛如今日在國際藝術節中，屢屢作為台灣代言人的電音三太子、官將首。這段相對於漢人社會而言，可說是異文化統治的環境，對台灣假裝民俗是否產生什麼樣的受容（reception）影響？當時台灣社會中是否還存在著其他相似的文化？而當我們揭開這段歷史時空，發現當時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還曾經存在另一種由人裝扮的文化傳統，是從日本所傳來的「假裝行列」，即在特定節慶由人穿著奇裝異服的變裝展演隊伍，透過化妝衣著或穿戴面具來裝扮各種角色人物，假裝對象可以是日本的福神惠比壽、大黑天、福助，也可以扮成軍人、僧侶、外國人、原住民等形象。傳承於台灣人常民生活下的神將家將，與日本人帶來的假裝行列，兩者雖在裝扮對象、呈現形式上略有差異，不過都是透過裝扮達到變身假裝之目的。本章即針對百年來台灣這塊土地傳承的兩項行為相近、呈現模式與源頭相異的假裝民俗之發展脈絡進行解析，著眼於台灣神將與日本假裝行列於功能目的與表現手法等面向，分析日治50年日本假裝行列於各地傳承發展對台灣可能產生的影響，並形塑梳理台式假裝的神將在日治社會環境下的發展原貌及其受容（re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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