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總是會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喜怒哀樂。這次當我在青海省調查期間，收到從故鄉鄂爾多斯傳來了一個悲傷的消息：我的舅母過世了。舅母出身克烈部，是一位相當能幹的女性。當我在離家很遠的小學上課時，經常會繞到她家吃飯。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學校提供的餐點一天三餐都是玉米粉做的麵包，沒有任何肉類。這種時候，我只有在舅舅家，才能偶爾吃到加了肉的飯。這是我一生難忘的記憶。
舅母在幾年前被蜜蜂螫到，自此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的一部分從1950年以來逐漸農耕化，成為漢人農民的天下。少數派的蒙古人農民在技術面上不如漢人、人口數量上也不足以對抗，所以只被賦予貧瘠的土地。為了多少改善一點糟糕的經濟狀況，舅母帶著幾頭綿羊，在危險的山岳地帶放牧，結果在羊吃草的時候，遭到蜜蜂的攻擊。之後她就患了失語症，餘生輾轉病床，最後在2004年12月下旬過世。
內蒙古雖說面積遼闊，但沒有可供蒙古人放牧的土地，不到危險的山岳地帶就找不到草，這樣的變化確是事實。舅母的過世，跟這種社會變化不能說毫無關係。這樣的看法，或許會遭到某些日本研究者猛烈抨擊，認為這是用善惡二元論來看社會，但我覺得用二元論觀察是相當合理。因為出身少數民族的緣故，我不管去到哪裡，都會抱持一種想為身處弱勢、少數立場的人們，傳達他們的主張與文化的心情。
以前，當我在寫一篇有關現代內蒙古漢人殖民的文章時，有日本人類學者批評我，指出我欠缺透過人類學觀察的多方面記述，應該要抱持更高的客觀性才對。然而，「多方面記述」與「客觀性」，是自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以來，始終未曾解決的難題。所謂「站在被調查者的視角」這種人類學的基本方法，其實在「客觀性」的面紗下，若隱若現帶有東方主義本質的影子。以「客觀性」為武器，批判少數派出身者的「自身文化研究」，其實和用意識形態攻擊少數派，沒有任何差別。而且，這種批判也有被持續壓抑少數派的執政陣營利用的危險性。至於那些容易站在第三者立場、屬於「其他文化」的人類學者，我也希望他們在進行「客觀的記述與解釋」（假如有這種可能）之前，能夠努力發掘事實。
作為民族問題的日中關係——對日本中國觀察者的贈言
中國大概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土崩瓦解了吧！
日本的中國研究者，經常會作出上述的發言；在日本的人類學者中，也有很多人對這種說法深感共鳴。確實，回顧中國漫長的歷史，分裂與整合總是反覆上演；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就算土崩瓦解，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可是，這種論述有一個很大的缺點，那就是無視現在活著人們的想法。至少，生存在現代中國的人們，不管是漢人、保安人還是回族，儘管他們很清楚中國存在無數問題，但都不會期望中國在一瞬間土崩瓦解的。和紙上談兵的中國觀察者不同，這些當事人每天都要面對腐敗與壓抑的現實，即便如此，比起中國瓦解，他們更期望富裕起來。 （相關報導： 成吉思汗的傳奇遺產：《蒙古國》選摘（2） ｜ 更多文章 ）
當我前往中國腹地的時候，經常可以看見手持行動電話的騎馬遊牧民、一邊眺望羊群一邊發簡訊的牧童、還有利用讀經的空閒時間玩起遊戲機（GameBoy）的小喇嘛。搭著自用車四處旅行，用太陽能發電觀看電視的人也增加了。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生活，令大眾欽羨不已，從而忘我地朝致富之路邁進。他們透過電視畫面，得知戰亂的波士尼亞、阿富汗與伊拉克狀況，也透過收聽美國之音（VOA）與BBC等廣播，得知外國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判——不，更正確來說，經過十年以上、廣及全國國民的「文化大革命」政治傷害後，住在中國的人們，早就比誰都清楚，中國是多麼可怕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