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蒙古和其他蒙古地區的人被簡稱為「Mongols」或「Mongolians」，實際上他們各屬於許多不同的部落聯盟，主要的部落包括喀爾喀（Khalkh）、衛拉特（Oirats，瓦剌）、布里亞特（Buryats）和卡爾梅克（Kalmyks）、巴爾虎（Barga）和察哈爾（Chahar，包括其他南方蒙古人在內）。喀爾喀蒙古是蒙古國的多數，他們的語言―喀爾喀蒙語―被採納為該國的國家標準語言。其他不同種類的蒙語被視為方言，但是有一些語言，比如布里亞特語、衛拉特語、卡爾梅克語則主張擁有獨立的語言地位。在中國境內的內蒙古，官方的標準蒙語被稱為南方蒙古語（Southern Mongolian，亦稱內蒙古方言）。這樣的分類是根據它是一組南方蒙古語的集合，包括察哈爾、鄂爾多斯（Ordos）、巴林（Baarin）、科爾沁（Khorchin）、喀喇沁（Kharchin）和阿拉善（Alasha, Alxa）。正如人們預料之中的，這些不同蒙語口語形式之間存在著可以互相理解的連貫性，內蒙古的蒙語標準發音是以南方方言為基礎，但這種方言和烏蘭巴托的蒙語發音沒有太大的區別。
蒙古國的蒙語和內蒙古的蒙語之間的差異是由於使用的文字不同而凸顯出來的，這些文字和漢字沒有任何關聯或相似之處。內蒙古的蒙古族生活在以漢語為主的環境中，出於實用目的，他們需要使用雙語，保留了傳統的豎寫式的文字，這種文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紀，和轉九十度的阿拉伯文字母略為相似。這種相似性提供了一個線索，說明了它和古敘利亞字母（ancient Syriac script）的遙遠起源連結。敘利亞文是一種在古代中東地區使用的文字，曾用來書寫一種閃語族（Semitic languages）中的語言――阿拉姆語（Aramaic）。蒙古國使用的則是西里爾字母，這是該國與蘇聯的長久連繫期間由俄羅斯人引入的。自一九九一年以來，蒙古正式承諾將恢復蒙古傳統字母，儘管它已經被重新放到了學校課程中，但除了作為裝飾外，很少被使用。
從世界的征服者到被邊緣化的游牧部落
所有的蒙古人都清楚地了解成吉思汗的偉大影響，而且大多數人也都對此感到自豪。成吉思汗是一位「世界征服者」，西方人更熟悉他名字的波斯語或突厥語版本―「Genghis」。他在十三世紀時開始了蒙古世界的擴張，當時他成功地統一了互不相干、相互交戰的蒙古部落，並為建立一個向西延伸至歐洲的帝國奠定了基礎。雖然今天的蒙古國承認這一事業所造成的殘暴和屠殺，但是人們明白，在蒙古的國家現代化和發展工程背後，有必要恢復成吉思汗時代的一些昔日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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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對於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們的軍事和外交成就感到自豪，但是作為大軍征服目標的人們就不一定有同感了。蒙古帝國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們手中繼續擴張，在他的大汗繼承人窩闊臺汗（Ögödei Khan）的統治時期尤其如此；拖雷汗（Tolui Khan）控制了蒙古故地；察合臺汗（Chagatai Khan）控制了中亞和今天伊朗的部分地區，他的名字也在突厥察合臺語（Turkic Chagatai language）中得以延續，這門語言一直到十九世紀時仍然是草原地區的通用語；還有拔都汗（Batu Khan）和斡兒答汗（Orda Khan），他們的領土是蒙古帝國的最西邊疆，已經到了歐洲的邊境。真正參與這些地區軍事征服行動的蒙古人數量相對是較少的，因此這些勝利者們必須要從當地的菁英中招募官員來管理他們的新領土。所以，在這些偏遠地區，蒙古語從來沒有像其下屬行政人員的地方語言那麼重要。波斯語不僅是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波斯或伊朗領土上的語言，也是中亞大部分地區的語言，印度北部和阿富汗也使用波斯語，當地的波斯語版本被稱為達里語（Dari）。波斯語也是這個地區最為重要的書面語，波斯語史料也對人們了解蒙古人的統治提供了寶貴的見解；相較於波斯語文獻，現存的蒙古語文獻很少有能夠與之媲美的。就像是名字中所體現的那樣，印度次大陸上的蒙兀兒（Mughal，即「蒙古」）皇帝們都是蒙古後代；他們是蒙古皇帝帖木兒（Timur）的後人。
幾乎整個亞洲都或多或少受到蒙古人的影響。他們對於歐亞大陸的征服殘酷而無情，生命的損失是巨大的。傳統的生活方式，特別是那些有文化的都市社會生活遭到了破壞，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被剷除了。蒙古西征大軍造成破壞的最著名例子就是一二五八年旭烈兀的軍隊和一四○一年帖木兒的軍隊對巴格達的洗劫。作為阿巴斯哈里發的首都，巴格達也是穆斯林文化的象徵中心，蒙古人對它的破壞是對伊斯蘭在其中心地帶的權威最沉重的打擊。該城的建築遺產被摧毀，被稱為智慧宮的大圖書館也被破壞，裡面的收藏被扔進了底格里斯河。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和戰士，似乎對於保存或重建被他們洗劫的城市文明毫無興趣。但是，他們所征服之地的優秀建築師和建設者被運送到蒙古人的中心地帶，在那裡被奴役，為征服者建造新的城市。儘管在被征服的過程中遭到了破壞，但是以前存在的伊斯蘭城市文化仍有足夠的保留；勝利者在入侵後建立的汗國並非原來蒙古人草原社會的複製品，而是融合了中亞傳統和穆斯林元素的混合文化。
在中國，元朝是一二七一至一三六八年的官方統治家族。蒙古人忽必烈汗在上都（Xanadu）建立了元朝，這裡位於今天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多倫附近。忽必烈汗在位於今天北京的汗八里（Khanbalig，中文稱大都）重建了都城，他以大汗的身分，聲稱要在這裡對整個蒙古帝國行使主權，儘管長期的分裂過程此時已經開始了。雖然他們聲稱自己是一個中國王朝，而且和中國人有各種商業和其他方面的接觸，但是蒙古統治菁英從未完全漢化。他們和中國的本土居民保持距離，在行政管理、建築和許多其他服務都仰賴引進的中亞官員，這些中亞官員之中大部分是穆斯林。中國人對元朝的看法往往是負面的，他們認為元朝是一個「野蠻人」的征服政權。蒙古人在一三六八年被以漢人為主的明朝趕出了中國，在這次嚴重的軍事挫敗後，他們撤到了相對安全的草原故土上。他們加強了傳統的蒙古社會和政治結構，並不時地對明朝的軍事力量予以騷擾。防禦蒙古人進一步重新征服中國的企圖是明朝重中之重的任務，這一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加固已有的長城網絡，用兼具士兵和農民作用的社區駐紮在邊境上。蒙古軍隊此後從未再對中國王權產生嚴重的威脅。
即使在明朝作為一個「中國」王朝掌權後，之前統治者的影響力並沒有完全消除。蒙古人行政管理的許多方面依然存在，包括對穆斯林中間人的任用，他們因為專業的天文學知識而在朝廷中受到特別的重視。在內部派系紛爭和農民叛亂後，明朝統治家族最終崩潰了。一支滿洲人的軍隊，也就是歷史上蒙古人在草原上的主要對手，於一六四四年「入關」，向北京進軍，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清朝；對中國人而言，這又是一個「野蠻人」的征服政權。成吉思汗的繼承人曾經以亞洲征服者的身分出現，但是現在卻被邊緣化，被限制在中國的邊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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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長眠之地列為世界遺產
對於成吉思汗的紀念仍然是蒙古意識中的核心部分，並經常被重新喚起，為民族情感注入新的活力。在一九三○年代，歐文．拉鐵摩爾從中國前往位於黃河河套上的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尋找傳說中成吉思汗的「聖所」―Ezen Khoroo（伊金霍洛，意思是主公的營帳或圍地）。在拉鐵摩爾的《蒙古遊記》中，他講述了幾個版本的關於成吉思汗之死的傳說。雖然在細節上有所不同，但是這些情節中都包括他不顧一個女人的意願而強行接近她的內容，或者至少是違反她的丈夫或父親的意願，然後被這名女子抽出藏在衣服下的匕首閹割和殺死的情節。然而，成吉思汗並不會永遠死去，而是隱遁起來療傷，以便在危難的時刻重新現身，成為蒙古人民的救星。這些故事和伊斯蘭教的十二伊瑪目派傳統中的隱遁伊瑪目，或是中世紀文學《亞瑟王傳奇》（Matter of Britain）中的亞瑟王有著相似之處。除了這些傳說之外，沒有確鑿證據可以證實他是以上述方式死去的故事，但是他的那部分傳說是一個有力的隱喻，說明了十四世紀以後繼承成吉思汗血脈的帝國（Chinggisid Empire）衰落後的蒙古人狀況。而在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朝（一六四四－一九一一年）建立之後，他們在中國人的手中被閹割，淪為滿洲人的附庸。
關於 Ezen Khoroo（伊金霍洛）是否真的是成吉思汗的衣冠塚存在著巨大疑問，但是這裡成為成吉思汗崇拜的中心地點，並且一直保持著這樣的地位。人類學家在報告中告訴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不久，蒙古的愛國者就在這裡為「世界的征服者」舉行了宗教儀式並且宣示效忠，他是蒙古人身分認同的象徵。拉鐵摩爾參與並詳細描述了複雜的操作和錯綜複雜的儀式，其特徵如同一場政治儀式，一場宮廷接見，或是歡樂的造勢活動一般，是一場精神性的儀式。我們無法確定這些儀式是不是源於傳說，或者說，這些傳說是否是為了解釋這些儀式而被建構出來的。
對獨立的蒙古國統治者來說，成吉思汗的主要崇拜中心並不在他們的國境之內，而是在中國的境內，這在政治上是不利的。然而，另一個宣稱是這位偉大戰士長眠之地的地點是烏蘭巴托東北肯特省的不兒罕合勒敦（Burkhan Khaldun），這個地點的確是在蒙古國境內。如果有考古學上的證據可以支持這一主張的話，那麼它將會給烏蘭巴托的政府帶來巨大的好處，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任何的證據能證實這些傳說。在成吉思汗死去以前，就已認定這座山是有精神意涵的傳統地點，成吉思汗指示這裡是他祖先出生的地點，應該受到他後人的尊敬。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有薩滿活動的儀式在山頂上的聖塚前進行，但是這種活動在一九三○年代的宗教迫害中被禁止了，一直到二○○三年才恢復，在二○一五年時，這座山被宣布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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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杜倫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創始主任，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的會員，曾於2009年在北京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40多年來，他的足跡遍布中國和中亞地區，並能用漢語和蒙古語溝通和閱讀。著有《中國：一部現代史》(China: A Modern History)。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