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允中（右２）是台大教授夏鑄九的學生，他的政治運動啟蒙在台灣。取自陳允中臉書）
陳允中的政治啟蒙在台灣，他在解嚴一年後來到台灣，念台大機械系。
「我第一次接觸的政治運動是，在台大校園范雲打開男生宿舍的門拜票。過去在馬來西亞，直到高中，即便是一人在家，電視播了國歌，仍會起立，是一個對政治遲鈍，很笨的青年啊。」
「到台灣後，從校園普選開始，校園外有『老賊下台』、『三月學運」，不僅是政治運動，婦女新知、環保運動、原住民正名運動、無殼蝸牛，這些社會運動讓我腦袋打開了，知道國家是壓迫性的體制，開始接觸左派理論。他首先反抗是唱國歌，因為那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控制，所以他在看電影時，拒絕唱國歌。」
政治啟蒙讓陳允中非常興奮，他尚未完全融入台灣，首先將滿滿的精力投入在重新認識馬來西亞上。到了研究所後，他反過來認為，要理解馬來西亞，首先要理解自己身處的台灣：「因為我覺得所有政治都是本土政治，也接觸了陳光興所講的國際在地主義，國際主義一定是在地的抗爭。」
他開始深入台灣的抗爭脈絡，不讓自己成為過客。後來，他到美國唸博士，第一年就搞移民工的工運，學成之後，他跟他的女朋友司徒葳一起到了香港，那是司徒的故鄉，那年是2004，正是香港一連串社會運動的開始，而陳允中那時三十四歲。
陳允中希望，除了自己參與香港的在地社會運動外，也可以傳承自己的所學給香港年輕人。一開始，參加運動的都是上他課的學生，他知道多數人不會待太久；直到他在保護天星碼頭的抗爭上，看到了一群自發性的香港年輕人，陳允中知道，就是他們了。
一開始，陳允中認為天星碼頭的抗爭太晚，工地建設都架起來了，後來他發現自己的評估完全錯誤。首先是一批藝術家進駐，慢慢吸引市民的注意，後來12月底，葉寶琳、陳景輝、朱凱迪等年輕人出現了。陳允中看到這群年輕人非常興奮，他直覺知道，這群人會是未來香港社運的組織者。「我就像是一個社會運動的人類學者。」
他第一次接觸這群年輕人是在天星碼頭失敗之後，朱凱迪請他來分享如何實行「參與規劃」，地點在獨立媒體的辦公室。他還記得，那時候看到這群人時，覺得這些人像是外太空來的，跳上跳下，非常憤怒。」
而朱凱迪的定靜令他印象深刻，默默的一個人拿著筆記，要大家安靜準備開會，當時他就覺得這位年輕人應該要好好把握。「我不用教授的身分去認識他們，我得花很多心力與時間跟他們在一起。要用是行動者，是跟大家一樣的。」
經驗與論述兼俱的陳允中認為，香港社會運動要成熟，不能只靠抗爭者，而要有組織者：「抗爭者與組織的最大的分別是，除了抗爭之外，組織者要進入社區，要喬很多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