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人才荒的問題又因為疫情影響而雪上加霜：（1）德國相當仰賴技術移民來填補國內缺口，但疫情大大地限制了跨國人才的流動；（2）疫情期間學校停課、大學遠距上課等情況，都增加了往後數年內產學銜接的困難；（3）由於產業營收受到疫情衝擊，也連帶影響了對研發與培訓的投入。
概括來看，德國的人才荒源於其人口結構的問題，短期內無法根本解決，只能更加積極吸引外來專業人才補缺，為此也需要再檢討技術移民相關法規的彈性。
繼續「熱切擁抱」？ 中國市場面臨兩難
前述三項挑戰都涉及德國本身的經濟體質與條件，第四項挑戰則來自外部，亦即中國。
德國的出口額占GDP比高達88%，遠較其他OECD國家更依賴出口貿易，也更容易受到外部情勢波動的影響。梅克爾時期，德國熱切擁抱中國市場，中國終而超越美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同時卻也因美中競爭白熱化，中國經濟走向內循環並加重保護主義，政治走向高壓嚴管，使得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德國面臨了極大風險。
首先，中國積極推動在地生產替代進口，產生了一推一拉的效應：一方面將排擠德國商品的進口，另一方面也誘使不少德國企業將生產、營利，甚至研發部門轉移至中國而「去德國化」，例如汽車零件製造商偉伯思通（Webasto）就是代表案例。
再者，中國政府持續透過國家補貼與制度保護等不公平競爭手段，讓德企面臨高度競爭壓力。特別是在關鍵高科技領域，例如電動車、太陽能、數位化、人工智慧等，中企都已領先德企，而國家補貼亦扮演重要因素。根據調查，高達9成的德國企業都認為中國對手的優勢相當部分來自國家補貼，因而要求德國政府向中方強硬施壓以保障公平競爭的呼聲甚大（這也是親資方的自民黨對中態度一向強硬的重要原因）。
最後，中國政治走向高壓嚴管，大大增加了德企遵守規則的成本與違規受制裁的風險。此外，中國亦能以國安為由，要求德企提供關鍵敏感資料，或要求對中出口的德企將相關資料儲存於中國在地的伺服器等等，都對德企造成不利影響。
數位化、碳中和、人才短缺、中國兩難，這四大挑戰都是梅克爾時期留下的待決難題，也將決定2020年代德國經濟發展的基調。德國2021年12月在繼任總理蕭茲（Olaf Scholz）領導下成立的新政府，也將以與前政府不同的策略來回應上述挑戰。
德國新政府由社民黨（中間偏左）、綠黨、自民黨（親資方的新自由主義）聯合執政，試圖結合社會正義、氣候政策、產業數位化三項議題，走出三者相輔相成而不互斥的經濟路線。其產業政策的重點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