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回憶。關於中英就香港前途的交涉過程，已有許多論文或專著談到，我這裡只就我記憶深刻的一些事談談。
失敗者回憶錄97：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從1981到1984年，是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交涉時期。這時期中國不斷地通過高層會見香港訪客，明確透露1997年收回香港。到1982年9月，戴卓爾夫人訪北京會見鄧小平，中國的意向更清楚。這階段有大批新政治團體產生，包括香港觀察社、太平山學會、匯點，以及我有參與而且目標明確的香港前景研究社。除了匯點表示支持在港人民主治港下回歸中國之外，大部分政治團體都傾向如何實質上延續英國管治。
一些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從反殖、民主的抽象概念出發，也主張中國在主權下實行港人民主治港。他們曾經致信中國總理趙紫陽，獲趙紫陽回信，說民主治港理所當然。於是入世未深、不明白所謂「民主」實在是專權政治都會運用的好名詞，比如「人民民主專政」，比如中共高官說「社會主義民主是最廣泛的民主」。
但絕大多數市民從這麼多年的新聞報導，特別是自身在大陸的親人的經驗，對中共收回主權仍然恐慌。1983年9月24日出現美元兌港元跌至9.6，港股跌至這一年最低點，超市食糧幾被搶購一空。這一天被稱之為「黑色星期六」。約十天後，財政司彭勵治(John Bremridge)宣佈港元與美元掛勾，自10月17日起指導性匯率1美元兌7.8港元。這個聯繫匯率一直實行到現在。
在英治時期，港英在穩定香港方面確實作出有效決策，但英國在對1997年後香港人權的保護就甚有爭議。在幾乎一面倒的香港民意反對下，仍然同意將一個有民主宗主國保護的幾百萬香港人交到共產政權手上，尤其是對其中三百萬英籍港人關上移居英國的大門，在道義和責任上的確說不過去。
當時主導此事的是英國外相賀維（Geoffrey Howe）、英國外次雷斯 (Richard Luce)、港督尤德（Edward Youde），有人就把這三個人的姓氏用諧音讀為：How You Lose 再加HongKong （你如何失去香港）。
最多政界人士的主張是「主權換治權」，這主張很可能是英國授意的。1983年6月，中共派出省部級大員許家屯來港任新華社社長，為中國收回香港對各界作統戰，他可以直接同中共最高層通話。在他後來寫的《許家屯回憶錄》提到，到任不久就受到匯豐主席宴請，出席的有當時親英的四料議員（即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區議會議員）譚惠珠，她講話最多，看來有備而發，她講到香港人對中國不信任，香港人移民、移資。她建議中國政府採用「香港公司」辦法，當香港的「董事長」，聘用英國當「總經理」。她很露骨地說：「這樣的辦法，英國可以接受。」
香港又有人提出在太平洋買一個島，香港人大批移往，在那裡重建香港的繁榮。有人提出延長過渡期，等中國和香港的發展較接近時才轉移主權，前景社提出香港回歸後仍然留在英聯邦，及後又提出分階段移交管治權。
顯然所有建議都沒有一個被中共接受。1984年4月英國外相賀維抵港舉行記招，正式宣佈九七後放棄香港管治權 。那一天，一位一向溫文爾雅的港府高官給我電話，氣急敗壞地告訴我這個消息。在我們心目中，這意味著英國捨棄數百萬香港人。
我在整個香港前途問題的交涉、談判和市民反應中，保持高度關注與報導。有一些事實我認為應作出澄清。第一，麥理浩意會到中共要收回香港而他沒有告訴香港人，固然可能是事實，但中英交涉的第一天開始，中國就堅決否定香港人參與香港前途談判的角色，不允許當時香港的新聞處長曹廣榮隨港督尤德去北京，連尤德代表香港的角色也否定，只同意他是英方成員之一；英國認為要「三腳凳」（中方、英方、香港代表）才坐得穩，中國斷然否定「三腳凳」。在之後的每一個要港人廣泛參與的步驟，包括全民就聯合聲明投票，包括後來《基本法》起草，包括八八直選等擴大香港民主成份的安排，中方都強烈反對。因此，中共反對香港民主、港人自主，是從1949年建政時就開始的，這政策只在談判陷僵局時作過字面上的讓步，實際上是絕不容許香港人對自己的權利有任何角色，直至發展到今天香港的政治狀況。
第二，當時絕大多數香港人只是期望維持現狀，抗共意識清楚而普遍，只有少數大專學生和政治團體匯點主張九七後實行港人民主治港，雖有「民主回歸」的含義，但直到1997年，我沒有聽過「民主回歸」的說法，更不用說是當時的香港人支持「民主回歸」了。
第三，香港絕大多數人在抗共意識下，是無奈地接受中英聯合聲明的。前景社在聯合聲明發表後，就覺得香港前景已經無望了，即時解散前景社，多數成員移居國外。沒有團體也沒有人組織遊行抗爭。正如倪匡2019年對我說，如果那時有百萬人上街反對「回歸」，英國也不會這麼輕易放棄香港。（原文發佈於 2022 年 1 月 17 日）
失敗者回憶錄98：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前前文（失敗者回憶錄96）提到香港前途談判時，若有100萬市民上街，英國將會如何。歷史沒有如果，當時的社社會結構影響了香港人的表現。從來社會上帶頭出來抗爭的都是沒有家庭事業包袱的年輕人。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始時，一些走溫和路線的民主團體搞示威遊行，預估參加的民中眾不多，故選擇在銅鑼灣東角道集合，誰料一向不滿這些民主團體的年輕人不計前嫌，開開始動員民眾，結果在許多年輕人的廣泛動員下，當天有14萬人擠爆東角道，到6月9日，在年輕人事前各區設街站宣傳動員，更有100萬市民參加遊行。很明顯，年輕人的熱情感染了絕大部分市民，才會有後來波瀾壯闊的運動。
1981到84年，大專學院活躍的學生領袖們，大都在「反殖」「民主」「民族大義」這些堂皇而抽象的觀念支配下，支持脫離殖民地、回歸祖國、民主治港。那時文革已過去多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的管治也趨於寬鬆，因此年輕人反對中國97年收回主權的不多，根本搞不起運動，更別說大型示威了。中老年人從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歷史對中共有所認識，許多人都從大陸避秦來港，但他們有家庭、事業的包袱，對強權只想到要「躲開」，也就是找尋「太平門」，抗拒中共的意識明顯，但不會也不敢面對中共抗爭。政治團體大部分由中產者組成，他們的思維是想方設法讓中共調整政策，或向英國游說關顧香港人。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為香港人權益僕僕風塵於倫敦、北京，都沒有結果，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認為香港沒有強力的民意支持他的行動。這也是事實，因為當時大部分香港人的想法，是隨大流，反正香港變得怎樣自己也無能為力；小部分人的想法是「大難臨頭各自飛」。現在說上一輩的人接受「民主回歸」絕非事實，說上一輩的人沒有如後來般聯合抗拒「回歸」則是事實。但我覺得也應該在這裡把歷史背景講清楚。
我和《七十年代》、前景社是少數力拒主權轉移的人士之一，《明報》《信報》的評論也反映多數民意。六四後去了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回憶錄》中，主要講自己如何在香港開展統戰工作，如何與不信任中共的人「求大同、存大異」。書中多次提到與前景社這些長期批評中共的學術和傳媒中人的談話，以顯示他的寬容和耐心。
實際上，我們正面作思想交鋒只有一次，就是由陸鏗和新華社楊奇安排的對前景社成員的宴請和之前的座談，《許家屯回憶錄》說，「由李怡帶頭發言，對我窮追猛打，我因有心理準備，盡量地『存』了彼此的『異』，『求』了彼此的『同』，以缩斷彼此間的距離。整個宴會二、三個鐘頭，始終保持緊張卻和諧的氣氛。我也對他們尖銳的提問給予肯定，不因有人反共，而認為不愛國。」他說他與批共文化人「接近交友，這是關鍵一役」。
我也記得這一役，但記憶與許家屯不同，我不認為我們有什麼「大同」，而是真正存在「大異」。前景社其他成員，因為是客人，包括主席勞思光都說話留餘地，我確實是不停提出尖銳問題和反駁許的講話的一人。
我主要問他，毛澤東、周恩來提出來而且長期對中國有好處的對香港政策「長期存在，充分利用」，為什麼不「存在」、要改變了？有沒有考慮過這種改變使中國付出多大代價？中國的對內施政確實比文革時好太多了，但一黨專政沒有改變，基本上仍然是由人而不是由法律決定人民的命運，如果只有自上而下的決策而沒有自下而上的制衡，誰能夠保證鄧小平以後的政策不會改變？
許家屯的回應是，我們對中國的批評，是基於對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了解，而現在中國已經不一樣了，中國一直有進步，過去二十多年，在中國歷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在人類歷史上更微不足道，我們應該用長遠的歷史眼光去看待過去那二十年的短暫歷史。
我回應說：二三十年對人類來說無疑是短短一瞬，但二三十年對一個人來說就是半輩子，尤其是正值可以做事可以奮發的好時光，我特別提到我那位被打成右派的同學，大學後二十多年下放勞動，就這樣犧牲了整個人生。我又提到中國收回香港的政策，產生了許多「太空人」，製造了許多家庭悲劇。我希望中共黨人，不要只想著中國歷史、人類命運，而是想到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生命，從每一個人的命運去思考政策。
許家屯一下子無言以對，有一刻似在沉思。我想，以他這樣的部級高幹，即使在香港接觸權貴，大概也沒有試過被人這樣當面頂撞。但我也必須承認，他始終保持溫和的笑臉，沒有因為我不留情面的「窮追猛打」而發怒。論度量，還是值得一讚。（原文發佈於 2022 年 1 月 19 日）
圖說：1997年，在洛杉磯訪問留美不歸的許家屯。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