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二二八事變75周年─中共對台灣最早實施的「認知作戰」

一年一度的二二八紀念日又到了，今年比較獨特之處是在於這是二二八事變75周年，而且九合一選舉很快就要到來，想必又將成為政治人物作秀的天賜良機。提到政治人物的作秀，本身其實就是所謂「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的一環，即透過影響群眾對客觀事實的認知來達成某種政治目的。如果我們把時空環境拉回到75年前，二二八事變何嘗不是一場中共對台灣的「認知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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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因為外公在筆者小學四年級就去世了，沒能更詳細問到他的抗戰還有二二八事變經歷一直是我的遺憾。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林文奎將軍的兒子是後來擔任國防部長的林中斌先生，林中斌後來又是筆者就讀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時的老師，還算是一段跨越三代人的緣分。可見二二八事變在我的人生歷程上，還真的扮演過一定程度的角色。

此外林文奎將軍在抗戰時是戴笠的愛將，擔任過美籍志願大隊陳納德將軍（Claire L. Chennault）的秘書，所以在筆者研究飛虎隊歷史的過程中，也曾得到林中斌老師幫助。大家可能很難想像，飛虎隊與二二八的歷史都可以聯繫到一起。所以任何研究歷史的人，都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發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間事情，彼此之間都不會是沒有關聯的。

一場針對陳儀的革命

台灣光復後的首任行政長官陳儀，一直以來都被公認是二二八事變的「元兇」，而且他後來因為私通中共而被槍決，所以就連國民黨也不曾替他講過一句話。只有李敖、陳兆熙以及郭冠英等統派人士，會從與台獨鬥爭的角度出發試圖去「平反」他。不過把陳儀的死，或者當年的二二八事變與今天的統獨硬湊到一起，其實與歷史事實是相違背的。

其實陳儀與台灣人的恩怨，早在台灣光復以前，甚至於抗戰還沒有結束以前就已經開始了。原來對日抗戰爆發後，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曾經將旅居福建的台灣人大規模拘禁於崇安與連城的集中營，以防止他們為日本效力。所以包括李友邦與謝南光等旅居大陸的台籍抗日人士，很早就已經把陳儀視之為台灣人的公敵看待，根本與二二八事變毫無關係。

所以他與李友邦、謝南光的衝突恰恰不是來自於他太抗日，而是來自於他過於親日，親到把日本人當自家人，卻把台灣同胞當外人的地步。到了1941年2月，李友邦認知到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將在美國參戰後畫下句點，準備搶先國民政府一步搶奪治理台灣的話語權，於是串聯謝南光與宋斐如等左派人士創立台灣革命同盟會。

暗中效力共產國際的李友邦，起初並不以爭取台灣回歸中華民國為首要的目標，而是希望台灣能如同外蒙古那般獨立於中華民國之外，成為實施社會主義的獨立共和國。不過在美國政府支持中華民國取回台灣的主權之後，台灣革命同盟會的態度就從原本的台獨轉變為爭取台灣自治。陳儀身為國民政府首位指派接收台灣的行政長官，很快就成了左派三人組的頭號打擊目標。

省政府VS行政長官公署

1943年11月份召開的開羅會議，確立了台灣與澎湖在戰後回歸中華民國的命運，於是李友邦、謝南光與宋斐如順勢推出「台人治台」的口號。他們認為，台灣早在清末就已經建省，因此主張台灣應該在光復後恢復為中國下的一個行省，並由台灣省籍的人士自行自理。他們推舉謝南光出面，於11月28日正式向行政院提出重建台灣省政府的建議。

在謝南光提交給行政院的建議中，有一點其實要讀者們特別注意，那就是「正確列強之觀感」。因為在開羅會議前，託管台灣的傳言不斷從美國傳出，讓這些信仰左派思想的台籍抗日份子深怕台灣脫離日本後，成為美軍包圍「社會主義祖國」的海空軍基地，於是必須想盡一切辦法阻止。讓中華民國收回台灣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唯一的方法。

可是如果交給中華民國，卻由一個在1940年9月就主動邀請美軍在戰後進駐的親美領袖蔣中正來領導，意義與交給美國來託管比起來沒有根本差異，甚至還能更有效率壓制共產主義的擴張。所以爭取由左傾的台灣人來在台灣實施自治，不讓親美或者親日的外省人來代表國民政府治理台灣，成為他們的優先選項。

而對中美關係史有瞭解的讀者，也知道時任駐華美軍司令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與蔣中正關係不好，所以這些台灣人一開始在美國大使館理也有盟友。比如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兩位著名外交官謝偉志（John S. Service）與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就與謝南光多有往來，並同情他們爭取台灣自治的主張。

蔣中正對台灣的主張，雖然不像陳立夫等CC派人士一樣極端，認為應該要把台灣納入福建省，卻也相信台灣如此重要的必爭之地必須要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於是他選擇另外建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指派國民政府裡的「台灣通」擔任行政長官，做為一個廢除台灣省與讓台灣完全自治之間的折衷方案。

光復初期的台灣輿論戰

台灣抗日志士的左右之爭，隨著國共衝突的緊張而不斷加大。CC派為了壓制台灣革命同盟會，以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的名義壓縮李友邦、謝南光與宋斐如等左翼台灣人在治理台灣方面的話語權。等到史迪威被撤換，支持蔣中正的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接任駐華美軍司令後，左翼台灣人在美國大使館裡的盟友更是徹底消音。

不過謝南光與宋斐如也不是毫無招架之力，因為所謂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在首任主委翁俊明去世後，實際掌權的清一色都是外省人，而且還是最右翼保守的CC派外省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編制，則與日本在台灣的總督府過於類似，讓許多人懷疑中央政府對待台灣的態度不過是把台灣當成另外一個殖民地，給予強烈抨擊。

直到今天都還沒有消失的台灣省籍衝突，在抗戰末期其實就已經上演，只是因為當時中華民國統治的不只是台澎金馬，其他行省都有各自的矛盾或者省籍問題，沒有像戰後那麼獲得重視而已。等到台灣光復後，陳儀遵循蔣中正「以德報怨」政策，以禮相待包括日本總督安藤利吉在內的駐台日軍與殖民地官員，更是讓他成為箭靶。

此外一如佔領南韓的美軍，陳儀同樣沒有清算過去殖民時代的親日派，很快就讓國民政府在台灣大眾心目中失去威信。而光復初期的台灣，並沒有如日據時代那般實施言論管制，從而讓反對陳儀的台籍知識分子能夠憑藉言論自由為武器對行政長官公署發動輿論戰。尤其是當這些左派媒體的背後，不只有中國共產黨的支持，還有行政長官公署裡的內應當靠山。

原來宋斐如與李友邦，都在光復後隨陳儀來到台灣，前者擔任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後者則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部主任委員。大量30年代被殖民當局逮捕的台灣共產黨員與農民組合運動領袖，都在李友邦掩護下成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骨幹。宋斐如甚至在鄭明祿與蘇新兩位老台共邀請下，兼任左傾報刊《人民導報》社長一職，直接對自己的長官陳儀發起「認知作戰」。

目標由日本轉向美國

《人民導報》對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批判，最早是以接收大員的腐敗以及對待本省人的不公為主，其中對待本省人的不公就反應在陳儀當局善待日本人與親日派，卻沒有照顧到勞苦大眾的利益之上。戰後台灣民生凋敝，百廢待舉，寬大對待日本軍警、官員還有親日派的政策只會讓底層老百姓更加相信自己的日子並沒有伴隨著光復而得到改善。

然而很快的台共就發現，攻擊已經戰敗的日本並不足以撼動行政長官公署對台灣的統治，更何況在經歷了50年的殖民統治後，許多台灣人或多或少對日本產生了感情。尤其是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從英美還有荷蘭手中解放東南亞殖民地的表現，還獲得諸多台籍知識精英，包括左派知識精英的贊同。如果想要拉攏更多台灣人到反對陳儀的陣營，台共需要尋找新的目標。

沒有一個目標，比起美國更容易引起光復後的台灣人公憤。美國從1943年11月到1945年8月對台灣發起多次空襲行動，摧毀房屋46,318棟，影響民眾27萬7383人，並造成6100人死亡。延續自太平洋戰爭的國仇家恨，自然讓許多台灣人難以忍受國民政府親美的姿態，比如戰後加入第3飛機製造廠的前台籍日本兵王樹木，就坦言外省軍官向美國軍官敬禮的畫面給他帶來了不少衝擊。

又很剛好的是，美國不僅協助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還是唯一能遏阻中國共產黨解放全中國的外來勢力。如果能夠把在台灣對陳儀的鬥爭與在大陸對「美帝」的鬥爭結合在一起，台共的影響力就將超越台灣，甚至於超越整個中國，成為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組成部份，獲得史達林（Joseph Stalin）同志的重視。所以台共將針對目標由日本調整為美國，本來就是順利成章的事情。

再加上旅居日本本土的台灣人，雖然名義上是戰勝國國民，卻還是遭到佔領日本的美軍，還有戰敗國國民日本人的雙重歧視，他們對美國的敵意更容易為左派所挑起。更剛好的是，抗戰期間就與李友邦、宋斐如沆瀣一氣的謝南光，此時正在中華民國駐日本軍事代表團裡擔任委員，有的是機會在日本僑界裡推廣親共左傾思想，支援台灣島內的反陳儀鬥爭。

被遺忘的澀谷事件

發生於1946年7月19日的澀谷事件，其真相比二二八事變還要複雜，就連事件中台灣人的死亡人數到現在都還沒有確切的統計，日方的紀錄是台灣人死亡兩人，日本警察死亡一人，台灣《新生報》的報導則是台胞死七人，重輕傷40多人，日警亦互相誤傷一人等。澀谷事件爆發的起因，來自於台灣攤商與日本攤商為了爭奪黑市市場經營權所爆發的暴力衝突。

二戰剛剛結束的日本，在美軍的佔領下處境並沒有比台灣好到哪去，許多日本人只能夠靠在路邊販售違禁品維生。日本攤商生意經營得已經夠困難，途中又殺出一批自稱戰勝國國民的台灣攤商與他們搶生意，迫使日本攤商只能聘僱日本黑道協助驅逐台灣攤商。俗話說強龍不壓地頭蛇，日本警察出於他們身為日本人的民族尊嚴，自然也是偏袒日本攤商。

台灣攤商在遭受到幾次日本警察針對性的驅離乃至於沒收商品之後，為了證明自己戰勝國國民稱號的真實性，決定尋求中華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的介入。中華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無意介入此一衝突，卻還是在7月19日接受了300餘名僑胞的請願，並動員七輛卡車將他們送回住處。沒想到車隊沿著六本木通，行駛到澀谷警察署的時候，又遭到近300名的日本警察列隊阻攔。

隨即卡車上的台灣人便掏出手槍，與試圖上車檢查他們的日本警察爆發槍戰。到底是誰先開的槍，是否背後有日本警察勾結日本黑幫與攤販的陰謀，筆者直到現在還一無所知。總之就是至少有兩名台灣人與一名日本人在槍戰中死亡，其餘41名台灣人遭到逮捕，並且為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所起訴。此刻台灣人的戰勝國國民地位，不只遭到日本警察的質疑，甚至還被駐日美軍所否定。

日本方面堅持，在中華民國與日本正式簽訂和平條約以前，台灣人不具備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因此在法律上仍非戰勝國國民。可大多數的日本人，在心態上仍不把台灣人視之為日本人看待，讓旅居日本的台灣人一瞬間成了國際孤兒。盟軍方面則以台灣人擾亂治安為由，判處被捕的台灣人除三人證據不足釋放，2人無罪釋放外，其餘一人被判3年有期徒刑，35人被判處2年。

沈崇事件擴大台灣人反美情緒

雖然在外交部的積極交涉下，台灣人的華僑地位於1947年2月獲得日本與盟軍承認，且被判刑的36人除因病無法搭船者外都在1947年4月被遣返回了台灣，但台灣人卻已經發自內心把國民政府允諾的戰勝國國民地位視為笑話看待。澀谷事件的爆發，讓《人民導報》等報紙輕易做出了台灣人在陳儀統治下生活還不如日據時代的結論。

因為台灣人過去在日據時代只是日本人的奴隸，到了光復以後還是日本人的奴隸，而日本人則不過是美國人的奴隸，所以台灣人只不過是奴隸的奴隸。腐敗的接收大員與軍紀敗壞的國軍形象，更是讓台灣人忍不住懷疑起國民政府八年抗戰的真相，認定中華民國不過是搭乘美國的順風車才能戰勝日本，如今對台灣的接收代表的也只是美利堅合眾國，而不是廣大中國人民的意志。

台灣歷史上第一起大規模反美的群眾運動，就是發生在澀谷事件後的1946年12月20日，吸引了上千名學生參與，他們一路由中山堂開始走到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前示威。發起學運的發起者，正是在二二八事變後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台灣省立法商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陳炳基。陳炳基不只自己加入共產黨，而且還影響了前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一起加入共產黨。

而在台北首次反美遊行結束的四天後，大陸又傳來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遭兩名美軍陸戰隊士兵強暴的消息。關於沈崇案的細節與真真假假，筆者不浪費時間與篇幅在此討論，但是這件事情又將台灣人內心中的反美情緒引向了令一波高潮。與澀谷事件不同的是，遭到美軍「施暴」的沈崇為大陸人，所以不只是台灣，全中國的青年這次都走上了街頭，要求「美帝國主義」滾出中國。

於是在二二八事變爆發前一個月又14天的1947年1月9日，陳炳基又號召上萬名台北學生齊聚新公園聲援沈崇，此為光復後第二起發生於台灣的反美群眾運動。晚年李登輝總統在聲援「三一八」學運時，也曾慷慨激昂的回憶自己當年聲援沈崇的事跡：「今天非常高興有機會和各位學運幹部見面，看到你們，讓我也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曾經為了抗議美軍強姦一個女學生，參加示威遊行。」

胎死腹中的台北大起義

因沈崇案所引起的反美情緒，到了1947年1月10日已經蔓延到了全中華民國14個省26個城市，總計有50萬人走上街頭要求美軍撤離中國。根據陳炳基回憶，陳儀派出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將軍上台發言，試圖以蘇聯侵占中國領土比美國還要多的事實要求學生停止遊行，不要要為「奸黨」利用來反美，結果卻反遭學生給轟下台。

直到沈崇案爆發以前，兩岸呈現的是台灣人反美，大陸人親美的態勢。沈崇案爆發後，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首度走到一起反抗「美帝」，讓奉命來華調停國共衝突的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將軍默默做出將美軍撤出中國的決定。內戰局勢開始向有利於共產黨的方向傾斜，卻不代表國民政府對台灣的統治能夠馬上結束。

而且台灣人雖然敵視美國，卻又深受過去日本殖民時代反共教育影響，對共產主義有相當程度的畏懼。因此由張志忠、蔡孝乾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二二八事變爆發前沒有辦法吸引到足夠的台灣人參加共產黨。就連當時的陳炳基與李登輝倆人，也不過只是中國共產黨的同情者，都還沒有正式加入共產黨。

到了1947年2月22日，宋斐如更是因為不願意退出他在《人民導報》的工作，被陳儀罷黜了他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的職務。共產黨在台灣推動的「認知作戰」，似乎引起了陳儀的警惕。沒有不到一個禮拜，台北街頭就爆發了二二八事變。陳炳基等左翼學生眼見時機到來，準備在3月5日發起行動，搶奪陸軍醫院的軍械庫後，對警察大隊、憲兵隊以及行政長官公署發起進攻。

當時的他們，都相信這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場戰爭，只要成功就能夠將國民政府趕下海，建立社會主義的新台灣。然而本來應該在3月5日早上3點響起的信號彈，卻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沒有響起，導致陳炳基與李登輝的反美革命還來不及發起就結束了。台北的革命是因為什麼原因草草收場，筆者不得而知，但中南部的革命卻才剛剛開始。

錯綜複雜的「認知作戰」

就如我們所知道的，二二八事變爆發後真正有意義的兩場武裝鬥爭，是由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還有張志忠領導的台灣自治聯軍所領導。其中謝雪紅是老台共，她在台灣光復後接受李友邦的掩護進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服務，從而發展出足以與國軍相抗衡的武裝力量。張志忠則是抗戰時前往延安，參加8路軍的台籍中共幹部，他手下的得力幹部簡吉同樣是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老台共。

這是一場針對美國的革命，目的是要防止美軍將台灣打造成圍堵蘇聯與中共的海空軍基地，然而1947年的台灣並沒有美軍駐防，因此謝雪紅與張志忠只能把目標放在他們所認定的美軍代理人，也就是實際統治台灣的行政長官公署身上。中共與台共的幹部們，似乎也有不同的目標，前者是讓台灣成為紅色中國的自治省份，後者是讓台灣成為獨立的共產主義國家。

雙方似乎是在打擊美國與「蔣介石政權」這兩個共同敵人的共識下結合到了一起。可無論是中共也好，台共也罷，他們有的都只是滿滿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思想，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可戰之兵。想要與國軍進行持久作戰，唯一成功的因素是將從太平洋戰場上復員回來的台籍日本兵改組為台灣的紅色軍隊，但是想要改造他們為紅色軍隊又談何容易？

有腦袋的台籍日本兵如海軍陸戰隊出身的大尉吳振武，早在二二八事變爆發前就已經為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相中，將進入中華民國海軍服役並協助日本賠償軍艦的接收工作。吳振武有大好前程，自然不願意讓自己被國民政府視為恐怖份子看待，索性以開槍自殘的方式拒絕謝雪紅的邀請。因此真正成功被中共或者台共煽動參軍的，往往是那些對政治缺乏瞭解的底層台籍日本兵。

2021年10月16日，筆者在從事口述歷史的同行郭冠佑邀請下，到彰化溪湖拜訪當年在水湳機場包圍外公的台灣民主聯軍成員林才壽。經過一個下午的訪談之後，筆者才知道日本少年飛行兵第15期畢業的他根本不知道共產主義為何物。甚至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跟政府作對，只不過因為聽說上面有維持地方治安的需要成立自衛隊，就這樣傻傻的被騙去成為了共軍。

一場台灣人對美國的戰爭

林才壽因為在參與二二八事變的過程中，曾經搶奪了國軍200多支步槍，一度被判處死刑。後來因為白崇禧將軍來台灣調查二二八事變，宣佈對他的案子從輕發落才保住了一命，所以晚年老先生回憶起整起事變還是只能用「一頭霧水」四個字來形容。當得知筆者的外公正是在第3飛機製造廠被他包圍的國軍軍官之後，林才壽則是握著我的手表示：「你外公當年也辛苦啊。」

顯見當年共黨在台灣打的「認知作戰」相當成功，讓沒有戰鬥力卻有知識的左派青年相信自己是在反美，讓有戰鬥力卻沒有政治常識的台籍日本兵相信自己是在維持秩序。不過在蘇聯與中共都和台灣人沒有直接仇恨的情況下，還是有許多台籍日本兵知道自己的敵人是誰。比如曾經在高雄上空駕駛零式戰鬥機與美軍交手的海軍飛行員陳亮谷，就認定自己參與的是一場針對美國人的戰爭。

陳亮谷坦承自己在1947年3月2日襲擊了一位中華民國空軍的軍官，原因就是因為對方的外貌與他交手過的美國海軍F6F地獄貓戰鬥機飛行員太像。而且在他們的認知中，推翻中華民國對台灣的統治就是把美國勢力從東亞驅逐出去的第一步。他晚年受訪時指出：「我要發洩的對象就是他。他身高大概有178公分左右，讓我想起那高大的美國軍人，兩年前美國空軍是我的敵人。」

時任美國駐台副領事的葛超智（George H. Kerr），長年都是美國託管台灣的主張者，因此他也認為二二八事變的爆發是美國介入台灣的天賜良機。為了確保台灣能被託管，葛超智亦打起了他心中的小算盤，故意向南京的美國大使館提出錯誤資訊，甚至誣指二二八事變前發生在台北的兩起反美遊行純屬陳儀的自導自演，目的是要離間美國人與台灣人。

不過對於葛超智的建議，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非但沒有接受，還解除了他副領事的職務。其實共產黨自台灣光復後大打「認知作戰」，導致海內外台灣人普遍具有親共思想的事實，在澀谷事件後就已經為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所充分認知，或許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沒有對國民政府鎮壓二二八事變進行強硬干涉的重要原因。

美國助蔣肅清共產黨

然而陳儀在台灣不受歡迎的事實，卻也同樣為司徒雷登所認知，因此他雖然沒有對整編第21師出兵台灣提出反對，但要求蔣中正必須要對行政長官公署進行改革。於是就有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台灣省政府，並由前駐美大使魏道明出任省主席的特殊安排。魏道明是外省人，這意味著台灣人追求自治的夢想還是沒有成功，但是因為魏道明的親美色彩濃厚，從而為華府所接受。

在司徒雷登的建議下，諸多在二二八事變爆發之初反對政府，但是卻沒有信仰共產主義的台籍精英被允許加入台灣省政府服務，成為今日中國國民黨地方派系的源頭。他們的代表性人物，莫過於蔣渭水的弟弟，戰後官至內政部次長的蔣渭川。至於那些堅持共產主義革命的台籍精英，美國政府的態度就完全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當然在政府下令「密裁」的過程中，有許多無辜的台籍精英遭到殺害，很多台籍精英還是遭受到其他台籍精英出賣為共黨的潛伏份子才被「密裁」，過程確實相當血腥殘忍。但是陳儀還是在他離開台灣以前，除掉了在抗戰時期就與他作對的左派三人組成員宋斐如。如果不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大家長蔣經國介入，恐怕就連李友邦都要死在二二八事變了。

後來隨著中國大陸整個淪陷，再加上韓戰爆發，美國更是對蔣中正父子處死共產黨的行為大開綠燈。而且就連台獨份子被跟著一起逮捕拘禁，都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因為無論是美國駐華參事莫成德（Livington T. Merchant）還是國務院駐台代辦師樞安（Robert C. Strong），都不認為反共又反蔣的右翼台獨人士有足以避免台灣落入中共手中的可戰之兵。

莫成德與師樞安都不喜歡蔣中正，但是如果真的要找人取代蔣中正，他們的優先考量對象也會是陳誠或者孫立人等有可戰之兵的外省將領。等到立場更親蔣的藍欽（Karl L. Rankin）就任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之後，他更是從自己1944年投身希臘內戰的經驗出發，對蔣中正白色恐怖的行為大表贊同。因為藍欽比任何人都知道，中華民國的失敗意味的正是美國勢力從台灣的全面撤出。

「認知作戰」是否還在繼續？

到了1952年，不只是宋斐如，就連李友邦也因為他左傾的事蹟敗露而為蔣中正下令格殺。左派三人組當中，只有人在日本的謝南光逃過一劫，他辭去中華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政治組副組長的職務，於李友邦被槍決的同一年前往大陸「回歸祖國」。從此刻開始，台灣左翼抗日運動的歷史就此與仍被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台灣一刀兩斷，話語權完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掌握。

左翼與親共的聲音，則在兩蔣的打壓下被全面壓制。1958年接替藍欽出任駐華大使的莊萊德（Everett F. Drumright），反共立場雖未必超越藍欽，卻對蔣中正有更強烈的同情。他的立場不只確保了中華民國度過第二次台海危機，還促成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在1960年造訪台灣。蔣家對台灣的統治在美國的協助下變得越來越穩固，迫使支持台獨的人士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必須與中共站在一起。

這個態勢，要等到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在1972年訪華，並且在當年的「二二八」簽署《上海公報》以後才有所逆轉。中共不再堅持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轉而尋求第三次國共合作，將右翼台獨逼向了自己的對立面。等到台灣開放黨禁之後，這些流亡海外的右翼台獨回到國內，逐漸掌握住了民進黨的主導權。

本身與二二八事變沒有直接關係的他們，為了在選舉中擊敗國民黨，刻意將國共內戰大背景下的二二八事變扭曲成所謂外省人殺台灣人的省籍衝突。深藍的外省人為了反擊，又刻意強調事變初期本省暴民對外省婦孺的屠殺，還將事變無限上綱延伸為中日戰爭的延續，看得筆者眼花撩亂。很長一段時間，甚至不知道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也要跟著一起紀念二二八。

如今一切都明白了，因為二二八還有可以讓政客們作秀的政治價值，所以這場「認知作戰」必須打下去。蔡英文家族本身並非二二八的受害者，而且還是國民黨戒嚴統治下的受益者，不過為了維持本土政權的「正當性」，必須要繼續操弄這個議題。或許哪一天當蔡英文或其後繼者發現兩蔣的歷史傳承更有利於她們推動當下抗中保台政策的時候，二二八真相浮出水面的時候就將到來。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