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檢疫的英文「quarantine」 源自義大利文的「quarantena」， 是「quarantagiorni」的簡寫，意思是「40天」，這是人類對流行病最古老、也最一致的反應之一。理論上，隔離檢疫一直是小規模的，它的運作機制是把疑似患病的人跟已知健康的人給分隔開來，但這種看似簡單的區隔，卻開啟了哲學不確定性、倫理風險與政治權力可能的濫用。
雖然隔離檢疫在後勤執行上可能很困難，但它背後的邏輯其實很簡單：你的體內可能有某種危險的東西—某種具有傳染性的東西—它正處於掙脫束縛的邊緣。你想看看它是否會出現，而你需要的空間與時間就是隔離。隔離是一種有效的醫療工具，但在道德、倫理、宗教問題上，它也是一種異常詩意的比喻：它是一段等待期，讓你看看潛藏在你體內的東西是否會顯露出來。
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以來，隔離檢疫一直是用來在「已知」與「未知」之間建立緩衝。它延遲了我們與某種我們不理解、且缺乏天然免疫力的東西接觸。它從本質上就是一種空間性的解決方法，其核心是監測。建築師與工程師設計的隔離空間，無論是專門的醫院病房、改裝的Airstream 露營拖車、改造的汽車旅館或氣密的溫室，都是試圖消除我們與他人互動的風險。
正因如此，隔離在歷史上最常發生在交流場所、入境關口、不同文化、甚至不同物種交會的地點。事實上，某些現有的地緣政治邊界，就是因為隔離才存在的。民族國家與帝國曾經如臨大敵地想保護自己躲過即將到來的威脅，這些分界線一直留存到今日。面對恐怖的、致命的事物，我們當然會想方設法延遲它的到來，而這種延遲就是隔離。
在今日，隔離檢疫的重要性史無前例，因為我們以有利於新型病原的方式改變環境，動搖平衡。細菌與病毒光靠數量就能在與人類的關係中佔據上風，更別提它們還有更快的世代循環這項演化優勢。它們現在能在數小時內在各大洲之間跳房子、乘坐噴射飛機環遊世界，並沿著貿易與旅行網路傳播。當我們改變氣候、深入世界各地未開發的地方、砍伐雨林、干擾偏遠洞穴來破壞生態系時，我們也開始接觸野生動物，而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甚至會食用、養殖、把牠們—以及牠們的疾病—帶進我們的日常生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為數以千計的病毒和細菌提供了溢出（spill over）或跳躍傳染宿主的機會，進而釋放新的瘟疫。隔離是我們手上最好的、有時也是唯一的武器，幫助我們保護自己、對抗真正的新型病原。隔離為我們爭取了應變所需的時間與空間。 （相關報導： 汪葛雷觀點：臺灣經不起病毒折騰，請檢討入境隔離7+7政策吧 ｜ 更多文章 ）
隔離制度的起源 富有科學的精神，又有神學的執著
正式來說，人類至少從14世紀開始，就一直在對自己與彼此進行隔離檢疫，以應對黑死病。1377年7月，亞得里亞海沿岸的濱海城市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制定了公認是世界上第一套具體規定隔離的強制公衛措施。當地的大議會批准了一條規定：「來自疫區者不得進入杜布羅夫尼克或其地區，除非先在姆爾坎聖馬可（St.Mark, Mrkan）小島或察夫塔特（Cavtat）鎮度過1個月，這是出於消毒目的之考量。」杜布羅夫尼克的長老並沒有在疾病來襲時關閉城門，犧牲交易帶來的經濟利益，而是建立了一道緩衝，延遲潛在感染人員與貨物進入城市的時間，直到證實安全才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