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1977年1月1日我當採訪主任時，尚不足30歲。重點不在前所未有的年輕，而是我的長官們與同級主管，無不大我20、30歲，即便我底下的記者，也有不少差距20歲左右的前輩，大我7、8歲到十幾歲的更是大有人在，比我資淺的則屈指可數。這說明余先生和我這師徒二人真夠大膽，一個敢大膽用，一個也敢大膽接。
事實證明這步棋是成功的，時報因此率先完成了世代交替，一時人才鼎盛，充滿銳氣，而在美國ABC（Audit Beaurou of Circulations）組織有關發行量的監核下，這個時期報份衝破100萬，成為名符其實的第1大報，更塑造了自由派報紙的形象與口碑。
半年後我就掛上副總編輯銜，進一步受到肯定。但是好景不常，因為意見不同，平日就與余先生時有齟齬，結果年底在一次會議上，我控制不住脾氣，對報社之漫無制度大肆批評了一番，講的都是很多人心裡的話，但余先生臉上掛不住。他雖當場表現得很有風度，卻在1個星期後，藉詞《聯合報》將開辦《民生報》，時報須調整總編輯和採訪主任以為因應，把我換下來了（總編輯常勝君先生跟著陪榜）。一方面在個性上磨一磨我，一方面也省些來自有關方面的壓力。
此時5項公職選舉選完了，中壢事件發生了，我也將下台了，便積極聯繫陳婉真回國的事，並告訴她，我將在12月底交卸職務，希望她能在這之前回來。她聽了嚇一跳，問是不是因為她的緣故，我回說不能這麼理解，但若她不回來，那我就無過變有過了。她也夠意思，便打消了留在美國讀書的念頭，雖因有些事情耽擱，總在12月底以前確定了1月中回來的行程，使我得以「結案」了。
另一方面，卸職前我還與余先生商量了她回來後的工作，建議不再跑省議會，而接任台北市政新聞小組召集人，余先生全盤照准，如此對她日後的出處也有了交代，把事情做了周全。在完成任上這最後一件事後，1977年12月31日我便下台了。
或許是礙於外界風評，或許是他老人家還不願改變對我的規劃，我仍以副總編輯銜，上編輯台分稿，並繼續兼任專欄主任（我大概是台灣報界第1個專欄主任，在當記者的時候就已奉命邀專欄，當採訪主任後又加了一個專欄主任銜）。
前者表示進一步具備候選總編輯的資格，並未貶我；後者則是藉著我與學界的關係，繼續為時報發掘人才與好的專欄。半年後，調我接任《時報周刊海外版》總編輯，這是一份向美國地區寄送的小型報紙，是後來《時報雜誌》和《美洲中國時報》的前身。
我接手後注入了更多開明、開放和充實的內容，並更多了解海外的心情和需要，是我日後海外辦報的初體驗。當時出獄的政治犯如雷震、李敖，報紙連碰都不敢碰，卻是我們專訪的對象，內容獲得很高的評價。可以說，它是時報衝撞言論禁忌和報導尺度的一個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