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記者會當天卻出現一件奇特的事，就是敝校有一位老師，刻意在記者會旁也開了一場「個人演唱會」，用大音量的喇叭聲唱歌以企圖干擾記者會的進行，且事後聲稱這是他個人的言論自由。這樣奇特的場景，筆者有幸親眼目睹，真可謂台灣高教諸怪現象之一。
對於這位老師的奇特行徑，筆者似該加以說明：該老師在教學上的口碑甚好、也多次帶領學生參加各項競賽履創佳績、非常用心協助學校的招生事務、更難得的是天生一副好歌喉，也是筆者一直以來非常敬佩的好老師。但是經歷越南籍學生打工事件後，該老師對於周平老師用召開記者會的方式爆料學校內部違法情事頗有微辭，甚至對教師工會都產生嫌惡敵視的態度。這大概也反映出校內許多老師的心態：校內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坐下來好好溝通，不應該用開記者會的方式破壞學校形象，尤其在目前私校招生日益困難的情況下，更讓學校陷入負面新聞的窘境。這樣的心態，除了是「家醜不可外揚」的學校形象考量外，更重要的還是顧慮在當前高教少子化的招生戰國時代，如何盡量保住自己的教職工作吧！
上述康寧和敝校的這兩個案例，並非是特例，而是在台灣高教界各大學裡正在激烈上演的真實況狀，當真是應驗了「弱弱相殘」的弱勢悲歌，即弱勢者為求生存而相互鬥爭，而既得利益的上位者甚至是錯誤決策的始惡者，卻在一旁輕鬆自在地觀看一場場的弱弱相殘秀。
如何解決？這是人性的大考驗，更是對台灣實施近百年的大學教育的總體檢。那些平日裡大談孔孟之學、侈言倫理道德、高呼社會正義的大學教授們，現在才真正是考驗靈魂的時刻啊！
英國女作家霍爾（Evelyn Beatrice Hall, 1868-1956）在《伏爾泰的朋友們》（The Friends of Voltaire）一書中提到哲學家愛爾維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遭受教會和大學的迫害，雖然伏爾泰（Voltaire，原名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年）與愛爾維修之間有恩怨，但是對愛爾維修被迫害之事卻非常不以為然。因此，霍爾描述伏爾泰對愛爾維修事件的感嘆時，寫下了「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表達的權利。」（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的千古名句。
這便是我輩從事學術研究以來，一直銘刻在心的自我砥礪之言。切不可因他人言論與我之異同來論斷其正誤，而是站在他立論的基礎之上，審視其思辨及推理過程的合理性。如同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不斷強調的「程序正義」，因為所謂「正義」並不在於它的內容為何，而是這個「正義」的內容到底是因何而產生。因此，正義的價值就在於如何產生正義判斷的程序過程，讓自己在進行思辨時，能以不帶任何成見的「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來模擬各種合理的推理而作出對正義原則的選擇。
當此價值混亂的高教戰國時代，每個人都有其生存的法則或求生的本能，人類在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時，是否連伏爾泰的理性思辨或羅爾斯的程序正義都敵不過真實版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呢？或許，在這情況下，不管是販夫走卒還是大學教授，我們內心的恐懼與求生的本能，其實都是一樣的吧。那麼，該由誰來主導他人的存在呢？抑或是，誰才是這高教崩解後的存活者呢？現在看來恐怕都還言之過早。但是，至少讓我們在掙扎求生的過程，即使面對自己內心深層的恐懼時，我們還能像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1929-）在「溝通倫理」中說的：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便是建基在雙方坦誠互信的基礎上，相互承認彼此的重要性。或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共同找到台灣高教未來改革的道路吧！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