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的工作之一，是要根據中國出版的各種中國古代詩詞的註釋本，編選三冊《中國歷代詩選》，因此廣泛地閱讀了自《詩經》以來的中國詩歌，極為沉迷中國古代詩詞的語言、意象、情操和境界。《大公報》的前輩陳凡那時對我說，做編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起標題，而標題要起得好，讀《唐詩三百首》最有用。回看那個時代的報紙標題、電影名字，包括西片譯名，大都能瞬間吸引眼球，有好多還留下忘不了的印象，比如《亂世佳人》《魂斷藍橋》《劍膽琴心》等等。近二三十年，起標題就越來越不講究甚而有點怪怪了。
閱讀中，最觸動我思想感情的，是十九世紀俄國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其中，托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人道主義、深刻反映現實，和對感情世界、對人性的解剖挖掘，都使我深感震撼。長篇小說中我讀得最仔細和寫過長篇讀後感的是托爾斯泰的《復活》。中短篇小說讀得最多的是契訶夫。1958年，我買了共27本汝龍翻譯的《契訶夫小說選集》，這套書我收藏至今。他的故事，也常被我引用到時評文章中。
比如《第六病房》。小說講的第六病房，是當年俄國收容及治療精神病人的病房。與其說是病房，不如說是監獄。陰森的鐵窗、殘酷的毒打，那些不幸的「病者」，其實就是囚徒。小說的兩個主人公，一個是「病者」格拉莫夫，另一個是醫生拉京。格拉莫夫講話既像瘋子又像正常人。他重複講人的卑鄙，踐踏真理的暴力，說第六病房的鐵窗總讓他想到強權者的愚蠢和殘酷。他被送到第六病房是因為有一次他看到一隊被押解而過的犯人，他突感恐懼和明白過來：他原來就生活在沙皇俄國這個大監獄裏，而且永遠無可逃遁。他覺得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戴上手銬，被人押著送進監獄。他雖沒有甚麼過失，但難道不會有人誣陷嗎？難道法院公正嗎？越想越害怕，逃避，躲閃，語無倫次，以致被人懷疑患上了妄想迫害症，送進第六病房。
另一個主人公是去治療格拉莫夫的醫生拉京。拉京剛來醫院時，想建立一種合理健全的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現實裏自己是多麼軟弱無力。於是他乾脆逃避生活，躲在家裏喝酒，看書。但是作為一個有思想的知識份子，他需要為自己的生活態度找一種解釋。久而久之，他就產生了一套對現實妥協的自欺欺人的哲學。
在病房，格拉莫夫對醫生說，「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瘋子行動自由，因為你這蠢才分不清誰是瘋子，誰是健康人。為甚麼是我和這幾個不幸的人，被關在這裏？你們醫院裏所有的壞蛋，在道德方面，比我們這裏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為甚麼我們被關起來，而不是你們呢？」
他的話使拉京受震動，他禁不住與格拉莫夫談人生、社會等話題，格拉莫夫駁斥他的「美好的時代一定會到來」是自欺欺人的人生哲學，使他也逐漸認同社會上的虛偽人群才是「瘋子」，於是他在與其他人談話中也講一些憤世嫉俗的話，他的言談被人認為是「瘋話」，最終醫院同仁指他是「瘋子」，關進第六病房，而且折磨致死。
小說告訴我們，真正有病的是病房外的人。虛構的小說所反映的才是真實的世界。
末代港督彭定康回憶他離港前視察一間精神病院，一位病者問他：「英國作為古老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把香港交給一個極權國家之前，沒有徵求一下香港人民的意見？」彭定康感到，精神病人問的才是「最有理性的問題」。（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30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