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我們的通信就涉及個人的理想、胸懷、情操，談思想、哲理、社會，類似幼稚版的魯迅的《兩地書》。
失敗者回憶錄41：情書──最早的寫作
1955年開始，是香港上海書局出版書籍最蓬勃的時期，主要是因應新、馬、印（印尼）的華文讀者需求。由於這些地區對中國紅色政權的防範，對中國出版物嚴格限制，以提供華文讀物為主的上海書局就要開拓書籍來源。上海書局總局在新加坡，在馬來亞和印尼都有分局，香港分局就要負擔將大陸出版物改頭換面提供給南洋的任務。在香港的約稿和審稿，由編輯趙克和吳藹凡負責。我在編輯部起先負責收集中國的出版物，其後升任助編和編輯，主要工作就是將中國的出版物重新編輯在香港用繁體字出版。那幾年，我編選過中國歷代詩歌、散文、小說等大部頭的選集，也編選過現代中國文學作品、西方的作家與作品集等等。因這工作，我大量閱讀中外文學作品，最令我沉醉的是中國古代詩詞，和俄國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小說。這些閱讀，固然給我扎下一些文化根底，也在思想上萌生了現實主義、人道主義的精神。在後來的極左思潮冲刷下，我的文學閱讀根底自自然然在思想上產生對極左的抗體，沒有完全喪失自我。
晚上我繼續閱讀，主要閱讀中國出版的許多人文雜誌，包括《人民文學》《文藝報》《文學評論》《哲學研究》《歷史研究》等刊物。不能說不受中共的文化導向所影響，但在毛澤東於1956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時，「引蛇出洞」確實引出了許多真正想要通過寫作去為政治、為社會除污滌垢的作家，發表不少「干預生活」的作品。我讀到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及續篇，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極感震撼，讀到一些歷史、哲學的非馬列的文章，也引發思考。我當時感到有這樣離開主流意識的批判作品和文章出現，新中國充滿希望。到1957年反右運動發生，我嚮往的作家、文化人被打成右派，我顿感失落，但愛國觀念令我為中共政權找藉口，覺得也許為了鞏固政權，防止思想動亂，真的需要這樣。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是我密切接觸中國文化和思潮動向的時期，幾乎每天都陷入思考。另外，從55年初開始，與麗儀頻密通信，這也可以說是我最早的寫作。
開始寫的信，不是情書，只是講些彼此生活、學習、周遭的事，我談的多是關於閱讀、文化思潮和對中國局勢的關注，而她講的是在大學的生活，她讓我知道她學習成績優秀，又是學校的體操隊員，還被吸收入共青團，成為學校重點培養的學生。慢慢我們的通信就涉及個人的理想、胸懷、情操，談思想、哲理、社會，類似幼稚版的魯迅的《兩地書》。再後來，就談到愛情，進而就是彼此的關懷愛慕。大約一年後，彼此都幾乎每天寄出一封信，就像日記一樣坦率直抒胸臆。那時寫信，跟現在發簡訊、發電郵不同，並非即時可達，而是要等幾天，從寄出一封信到獲得對這封信的回應，至少一星期以上。一星期的等待，就讓感情在期盼與思念中深化了。這樣的感情生活，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
我後來回想這段日子，覺得我的寫作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因寫情書而練就的。因為寫情書一定是給特定的對象看，一定要真誠，要剖白胸懷，要考慮她是否明白自己的意思，是否會引起共鳴，並估量會有何反應。所有這些，都是寫作的重要條件。許多人文章寫不好，是因為沒有考慮到讀者，往往流於自說自話。若文章只是自己懂而別人不懂，那很可能是他自己對所說的道理也未必真懂。
一日一封情書，延續到六○年結婚。其後還有通信，但不是一日一封了。而且，變成談家事，女兒出生就講孩子。這些都不算情書了。
2008年麗儀去世後，我在悼亡文章中也提到過那些年寫情書的事。有朋友提議我拿來出版，但文革開始時她已全部燒掉。幸而燒掉，否則她1970年被審查時恐怕過不了關。沒有燒的、文革開始後我給她的信，被審查她的人逐字逐句審問。但燒掉了我也覺得可惜。因為當時這些信真是寫得很用心。現在出版，說不定還會有人要看呢。
我的寫作生涯從寫情書開始，大約兩年後，於1957年，我向《文匯報》的「文藝週刊」投稿，並被這個有較高要求的版面取用，由此走上左派文壇。不過，經60多年，搬幾次家後，那時的習作都失去，沒有留下來了。（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28日）
失敗者回憶錄42：那些年我讀的書
末代港督彭定康回憶他離港前視察一間精神病院，一位病者問他：「英國作為古老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把香港交給一個極權國家之前，沒有徵求一下香港人民的意見？」彭定康感到，精神病人問的才是「最有理性的問題」。
數年前，作家蔡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愛情小說家亦舒少女時代常愛流連在我主編的《伴侶》雜誌社，我引導她看《紅樓夢》和《魯迅全集》，《紅樓夢》「她一看數十次，背得滾瓜爛熟，看得寫了三百本愛情小說」，「但魯迅文章一看，就看壞了，別的不學，學到魯迅的罵人。」
1964、65年吧，亦舒十七八歲，剛在《明報》發表《女記者手記》不久，有人介紹她給《伴侶》寫稿，她跟男朋友常來雜誌社閒聊。我沒有「引導」她，是她問我看什麼書，我就說看《魯迅全集》和《紅樓夢》。她最先找魯迅的小說看，跟我談起來，許多我沒有留意的細節她都注意到。她有沒有看魯迅雜文，我不知道，但魯迅雜文大多只針砭時弊，極少罵個人，他說過，「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因此，被他看得起而「有言」批評的人極少。
《魯迅全集》所含文化養份多，國學，西學，融會貫通於對人生、社會、時政的思考、評析與發現。文化界前輩、寫一手好雜文的羅孚說，他是吃魯迅奶水成長的。我想我也是，當然讀書不能照單全收，不能替代思考。
我當時的工作之一，是要根據中國出版的各種中國古代詩詞的註釋本，編選三冊《中國歷代詩選》，因此廣泛地閱讀了自《詩經》以來的中國詩歌，極為沉迷中國古代詩詞的語言、意象、情操和境界。《大公報》的前輩陳凡那時對我說，做編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起標題，而標題要起得好，讀《唐詩三百首》最有用。回看那個時代的報紙標題、電影名字，包括西片譯名，大都能瞬間吸引眼球，有好多還留下忘不了的印象，比如《亂世佳人》《魂斷藍橋》《劍膽琴心》等等。近二三十年，起標題就越來越不講究甚而有點怪怪了。
閱讀中，最觸動我思想感情的，是十九世紀俄國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其中，托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人道主義、深刻反映現實，和對感情世界、對人性的解剖挖掘，都使我深感震撼。長篇小說中我讀得最仔細和寫過長篇讀後感的是托爾斯泰的《復活》。中短篇小說讀得最多的是契訶夫。1958年，我買了共27本汝龍翻譯的《契訶夫小說選集》，這套書我收藏至今。他的故事，也常被我引用到時評文章中。
比如《第六病房》。小說講的第六病房，是當年俄國收容及治療精神病人的病房。與其說是病房，不如說是監獄。陰森的鐵窗、殘酷的毒打，那些不幸的「病者」，其實就是囚徒。小說的兩個主人公，一個是「病者」格拉莫夫，另一個是醫生拉京。格拉莫夫講話既像瘋子又像正常人。他重複講人的卑鄙，踐踏真理的暴力，說第六病房的鐵窗總讓他想到強權者的愚蠢和殘酷。他被送到第六病房是因為有一次他看到一隊被押解而過的犯人，他突感恐懼和明白過來：他原來就生活在沙皇俄國這個大監獄裏，而且永遠無可逃遁。他覺得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戴上手銬，被人押著送進監獄。他雖沒有甚麼過失，但難道不會有人誣陷嗎？難道法院公正嗎？越想越害怕，逃避，躲閃，語無倫次，以致被人懷疑患上了妄想迫害症，送進第六病房。
另一個主人公是去治療格拉莫夫的醫生拉京。拉京剛來醫院時，想建立一種合理健全的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現實裏自己是多麼軟弱無力。於是他乾脆逃避生活，躲在家裏喝酒，看書。但是作為一個有思想的知識份子，他需要為自己的生活態度找一種解釋。久而久之，他就產生了一套對現實妥協的自欺欺人的哲學。
在病房，格拉莫夫對醫生說，「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瘋子行動自由，因為你這蠢才分不清誰是瘋子，誰是健康人。為甚麼是我和這幾個不幸的人，被關在這裏？你們醫院裏所有的壞蛋，在道德方面，比我們這裏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為甚麼我們被關起來，而不是你們呢？」
他的話使拉京受震動，他禁不住與格拉莫夫談人生、社會等話題，格拉莫夫駁斥他的「美好的時代一定會到來」是自欺欺人的人生哲學，使他也逐漸認同社會上的虛偽人群才是「瘋子」，於是他在與其他人談話中也講一些憤世嫉俗的話，他的言談被人認為是「瘋話」，最終醫院同仁指他是「瘋子」，關進第六病房，而且折磨致死。
小說告訴我們，真正有病的是病房外的人。虛構的小說所反映的才是真實的世界。
末代港督彭定康回憶他離港前視察一間精神病院，一位病者問他：「英國作為古老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把香港交給一個極權國家之前，沒有徵求一下香港人民的意見？」彭定康感到，精神病人問的才是「最有理性的問題」。（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30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