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病房外才是有病的,虛構反映的才是真實

2021-12-12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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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麗儀是大學的體操隊員。(李怡提供)
1956年麗儀是大學的體操隊員。(李怡提供)

我後來回想這段日子,覺得我的寫作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因寫情書而練就的。因為寫情書一定是給特定的對象看,一定要真誠,要剖白胸懷,要考慮她是否明白自己的意思,是否會引起共鳴,並估量會有何反應。所有這些,都是寫作的重要條件。許多人文章寫不好,是因為沒有考慮到讀者,往往流於自說自話。若文章只是自己懂而別人不懂,那很可能是他自己對所說的道理也未必真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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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一封情書,延續到六○年結婚。其後還有通信,但不是一日一封了。而且,變成談家事,女兒出生就講孩子。這些都不算情書了。

1956年在石澳海灘。(李怡提供)
1956年在石澳海灘。(李怡提供)

2008年麗儀去世後,我在悼亡文章中也提到過那些年寫情書的事。有朋友提議我拿來出版,但文革開始時她已全部燒掉。幸而燒掉,否則她1970年被審查時恐怕過不了關。沒有燒的、文革開始後我給她的信,被審查她的人逐字逐句審問。但燒掉了我也覺得可惜。因為當時這些信真是寫得很用心。現在出版,說不定還會有人要看呢。

我的寫作生涯從寫情書開始,大約兩年後,於1957年,我向《文匯報》的「文藝週刊」投稿,並被這個有較高要求的版面取用,由此走上左派文壇。不過,經60多年,搬幾次家後,那時的習作都失去,沒有留下來了。(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28日)

失敗者回憶錄42:那些年我讀的書

末代港督彭定康回憶他離港前視察一間精神病院,一位病者問他:「英國作為古老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把香港交給一個極權國家之前,沒有徵求一下香港人民的意見?」彭定康感到,精神病人問的才是「最有理性的問題」。

數年前,作家蔡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愛情小說家亦舒少女時代常愛流連在我主編的《伴侶》雜誌社,我引導她看《紅樓夢》和《魯迅全集》,《紅樓夢》「她一看數十次,背得滾瓜爛熟,看得寫了三百本愛情小說」,「但魯迅文章一看,就看壞了,別的不學,學到魯迅的罵人。」

1964、65年吧,亦舒十七八歲,剛在《明報》發表《女記者手記》不久,有人介紹她給《伴侶》寫稿,她跟男朋友常來雜誌社閒聊。我沒有「引導」她,是她問我看什麼書,我就說看《魯迅全集》和《紅樓夢》。她最先找魯迅的小說看,跟我談起來,許多我沒有留意的細節她都注意到。她有沒有看魯迅雜文,我不知道,但魯迅雜文大多只針砭時弊,極少罵個人,他說過,「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因此,被他看得起而「有言」批評的人極少。

《魯迅全集》所含文化養份多,國學,西學,融會貫通於對人生、社會、時政的思考、評析與發現。文化界前輩、寫一手好雜文的羅孚說,他是吃魯迅奶水成長的。我想我也是,當然讀書不能照單全收,不能替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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