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述「毒」與「邪惡」的界定方式來看，不論是前述宣稱比利時將被裂解的假新聞，還是宣揚瘦肉精可能危害健康的言論，或甚至是像「等爸爸回家」這類具有「為匪宣傳」嫌疑的出版品等，本質上都不具毒害性與邪惡性，自不屬公權力所該打擊的對象。換言之，「假」或「錯誤」的訊息可能令人不快、誤解或甚至導致犯錯，但並非皆具毒害性與邪惡性，故政府並無介入管制並予以制裁的必要性。例如宣稱紙漿將被移去生產口罩，衛生紙將因之漲價的謠言，可能導致人民搶購囤積衛生紙。針對這類假訊息，政府即便不介入，也不至於釀成災難；市場機制自會調校訊息並喚回人民理性。
二、政府打假須面對的難題與質疑
政府不能打假不僅是訊息類型或範圍的問題，還有更現實的幾項實際難題。
(一)政府會且可能最會造假
第一個不能解決的難題就是政府也會造假，甚至是政府最會造假；在此情況下，如何能期待政府左手造假，右手打假？例如美國政府宣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而出兵中東，從海珊政權覆亡，海珊被吊死至今多年，美軍未在伊拉克境內找到任何生化武器或核武。《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對於自己在美伊戰爭擔任美國政府假訊息之傳聲筒的行為，曾於2004年公開向讀者道歉。
像這樣優質媒體所散布的假訊息竟是源自於政府，如何能期待政府打假？更何況從本國政府到外國政府，每個政府都可能是假訊息的生產基地；政府不僅沒有意願處罰自己造假，更沒有能力制裁他國政府釋放假消息的行為。
(二)政府難對虛擬空間行使主權與跨境打假
在網路數位時代下，網路所形構的虛擬空間早已突破實體地理疆界的侷限。更不用說像蘋果、臉書、谷歌或雅馬遜等跨國科技大廠提供表意與溝通平台，其本身並不生產內容或訊息，但卻可透過其自有演算法，篩選並編輯資訊。面對全球數以億計可匿名的網路使用者，政府如何能夠將其主權延伸到虛擬空間，跨境去打假？或要求網路平台業者必須負擔其使用者的法律責任？雖現已有德、法等國立法要求網路平台業者在特定條件下必須負擔一定責任，但其亦僅針對那些透過強大傳播力所散布的邪惡言論或毒訊息，而不是用來對付像「萊克多巴胺在空氣中也可能存有，攝取會造成自閉症」等這類科學上尚難證實為絕對錯誤的言論。
(三)政府認證可能導致無所可信
把媒體機構當成是一般的營利企業，把新聞訊息視為是一種商品，已然成為最新的潮流。就如同紅酒、蔬果或是家電用品一樣，當它們被貼上產地標章、有機標章或節能標章，就能取得身份，提升價格。只是各類商品標章能否確保產品品質與價值，還是要回到市場機制去驗證，消費者才是最終的裁決者。在新聞傳播領域，透過所謂的事實查核機制與官民協力模式，人們開始也給媒體機構頒授標章，給個別訊息標示標章。然則訊息並非一般商品，閱聽眾閱讀或聽聞一則訊息無法像消費者品嚐一口紅酒一樣，可以透過其感官體驗評斷該紅酒之好壞與標章之價值。尤其在數位網路時代，大多數的訊息皆是無償取得，沒有價格作為性價比之基準，市場機制即因之而不復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