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不久，芝加哥大學法學理論家暨經濟學家波斯納（Richard Posner）猛烈抨擊他的經濟學同僚。他寫道，這個領域當中的首要經濟學家都認為再度發生經濟蕭條是不可能的事情、資產泡沫從未發生、全球的銀行都健全無恙，而且美國國債根本毋須擔 心。然而，事實卻證明這些認知完全錯誤。房產泡沫在二○○八年爆裂，結果拖垮了美國金融業，引發重大的政府紓困以穩定金融部門。這場危機同時外溢至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造成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美國的失業率在二○○九年十月達到一○％的高峰，到了二○一四年底才下降為五．六％。我在二○一四年底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歐元區的國家仍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年輕勞動人口處於失業狀態。
在危機發生之前，許多經濟學家都對美國經濟的狀態感到憂心。不過，他們擔憂的問題主要是美國的低儲蓄率以及龐大的經常帳赤字：也就是高額的貿易逆差。就算他們慮及所謂的硬著陸情境，也是聚焦於美元可能驟貶，從而重新引發通膨並且削弱對於美國經濟的信心。然而，這場危機卻發生在一個極少有人預料到的區域裡。事實顯示美國經濟的弱點在於房產以及過度膨脹的金融部門，而房產過熱就是金融部門造成的結果。
欠缺管制的影子銀行部門創造了各式各樣的新式金融工具。這些新式的衍生產品理當把風險分散給願意承擔的對象，但實際上卻促成了涉險行為以及濫用槓桿操作。這些衍生產品也以當時沒有人充分體認到的方式把經濟裡截然不同的部分連結起來，導致一端發生的危機也不免促成另一端的崩潰。除了為數甚少但引人注意的例外，諸如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席勒（Robert Shiller）以及後來擔任印度中央銀行總裁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拉詹（Raghu Rajan），經濟學家都忽略了房產與金融的問題有多麼嚴重。長久以來，席勒一再指稱資產價格過度不穩定，也一再聚焦於房產價格泡沫。拉詹則是擔憂當時受到頌揚為「金融創新」的做法所帶有的缺陷，並且早在二○○五年就提出警告，指稱銀行業者冒的風險過高，但卻遭到當時的哈佛大學校長桑默斯斥責為反對技術進步的「盧德分子」。
無可否認的是，經濟學家大致上都對這場危機感到出乎意料。許多人認為這點證明了經濟學的根本性崩潰，顯示這門學問必須受到重新思考與重新調整。不過，這起事件之所以特別引人好奇，原因是實際上有許多模型都有助於解釋潛藏於經濟表面下的那些發展。
資產價格脫離實質價值而持續上漲的泡沫現象，並不是新出現的情形。最早的這種現象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的鬱金香狂熱以及十八世紀初的南海泡沫。複雜程度不一的眾多模型都探究過泡沫現象，包括以完全理性的前瞻型投資者為基礎的模型（所謂的理性泡沫）。二○○八年的金融危機帶有明顯的擠兌特徵，而這也是經濟學所探討的一種基本問題。只要是學過經濟學的人，都很熟悉自我應驗恐慌模型（這是一種協調失靈，也就是個別理性撤銷放款的行為，造成整體流動性枯竭的集體非理性現象），以及促成這類恐慌的條件。所有金融教科書都提及存款保險（連同管制）在避免擠兌當中的必要性。
在這場危機前夕的一項關鍵模式，就是金融機構經理人的過度涉險行為。他們藉此賺取薪酬，但這樣的行為並不合乎銀行股東的利益。這種經理人與股東的利益分歧，正是委託代理模型的核心重點。這類模型探討的情境，就是「委託人」（管制者、選民，或者股東）試圖控制「代理人」（受到管制的企業、人民選出的政府，或者執行長）的行為，但後者對於經濟環境所擁有的資訊卻比前者多。由此產生的困難與欠缺效率應該不會讓經濟學家感到意外。另一項誘因扭曲主要在於評估房貸證券的信用評等機構。付錢給這些評等機構的金融機構，正是那些受評等產品的發行者。評等機構會產生誘因，而依據付費者的要求打造評等內容，應該是連大學經濟系一年級學生都可以清楚看出的現象。
資產價格崩跌造成的整體經濟後果，自從一九八○年代初期以來發生於開發中國家的一波金融危機之後，對於經濟學家而言也已經相當熟悉。任何人只要研究過這些事件，就不該會對美國與歐洲的房產與營造業的私人債務增加現象不當一回事。去槓桿化行為後來在整個經濟當中迴盪不已，隨著銀行、企業與家庭全都同時想要減少債務並且增加資產而放大其影響，也不禁令人聯想到先前的那些金融危機。
明顯可見，經濟學家不乏能夠用來理解當下狀況的模型。實際上，這場危機開始發生之後，我們剛剛檢視過的那些模型即是理解許多現象不可或缺的要素，例如中國建立高額外匯儲備的決策如何終究會促使加州的一家房貸放款機構從事過度涉險行為。此一過程當中的所有步驟都能夠由既有的框架解釋，諸如美元資產的需求上升會造成利率下跌、欠缺監管的金融機構具有尋求風險更高的工具以維持利潤的誘因、透過短期借貸擴張投資組合所造成的金融脆弱性、股東無力約束銀行執行長，以及房產價格的泡沫。不過，經濟學家過度信任某些模型而犧牲了其他模型，這可是一大問題。
許多受到偏好的模型都以「效率市場假說」為中心。這項假說由芝加哥大學金融學教授法瑪（Eugene Fama）提出。說來有些尷尬，他後來竟與席勒在同一年獲得諾貝爾獎。簡單來說，這項假說認為市場價格反映了交易者能夠取得的所有資訊。對於個別投資人而言，效率市場假說表示他們如果無法獲得內部資訊，就不可能反覆擊敗市場。對於中央銀行與金融管理單位而言，效率市場假說則是告誡它們不要試圖影響市場朝特定方向發展。由於所有相關資訊都已包含在市場價格裡，因此任何干預手段都比較有可能會對市場造成扭曲，而不是修正。
效率市場假說沒有暗示觀察者可以預見金融危機。實際上，由於這項假說主張資產價格的改變無可預測，因此隱含的意義恰恰相反：亦即金融危機不可能受到預測。儘管如此，資產價格持續上漲之後緊接著驟然崩跌的事實，實在不符合這個模型的主張。如果要在不揚棄效率市場假說的情況下解釋此一事實，我們就必須相信造成金融崩潰的原因是當時大量出現有關經濟前景的「壞消息」，於是市場就立刻將這些消息納入了價格當中。（法瑪本身在二○一三年提出的說法就差不多是這樣。）**這項結論反轉了一般接受的因果方向，也就是由金融危機造成經濟大衰退。
過度依賴效率市場假說而忽略了泡沫模型以及其他金融市場弊端的態度，揭露了一組更廣泛的偏好。一般對於金融市場能夠達到的成果懷有極大的信心。市場實際上成為社會進步的火車頭。市場不只會在儲蓄者與投資者之間扮演有效率的中介者，也會把風險分散給最能承受風險的對象，並且讓先前被排除於信貸之外的家庭取得信貸，例如財力有限或者沒有信用紀錄的家庭。透過金融創新，投資者即可追求最大報酬，同時又僅承擔最小的風險。
此外，市場也被視為不僅本質上具有效率又穩定，而且還有自我約束的能力。大銀行與投機分子如果從事欺詐行為，市場就會發現它們的詭計並且加以懲罰。決策拙劣而且冒不恰當風險的投資人會被驅逐出局；負責任的投資人會因其謹慎而獲利。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在二○○八年一場國會小組聽證會上的自白，充分揭露了當時盛行的心態。他坦承道：「許多人，包括我在內，都認定放貸機構的自利考量會保護股東的權益，因此我們現在都處於不敢置信的震驚狀態中。」
另一方面，政府也不可信任。官僚與管理單位不是受到特殊利益綁架就是能力不足，有時候甚至是兩種問題同時具備。政府做得愈少愈好。況且，現在的金融市場已經發展得極度複雜，以致任何管制嘗試都是徒勞無功。金融機構絕對都能夠找到方法規避法規。政府注定只能跟在金融業後頭苦追。經濟學家的這種想法促成了一波重大的金融鬆綁，也為這樣的鬆綁賦予正當性，從而鋪路造就了那場危機。不僅如此，這些觀點還受到政府內部若干頂尖經濟學家的認同，例如桑默斯與葛林斯潘。
總結而言，經濟學家（以及那些聽從他們建議的人）過度自信於自己當下偏好的模型：市場是有效率的，金融創新能夠改善風險與報酬的取捨，自我管制是最好的做法，而且政府干預缺乏效率又有害。他們忘記了其他模型的存在。當時有著太多的法瑪，太少的席勒。這門領域的經濟學也許沒問題，但其中的心理學與社會學顯然出了狀況。
＊作者為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研究領域涵蓋全球化、經濟成長與發展，以及政治經濟學。獲頒美國社會科學委員會首屆赫緒曼獎、列昂惕夫經濟思想促進獎。本文選自作者新著《經濟學好厲害：如果沒有誤用的話》（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