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慶餘專欄:柯文哲帶動「公民主義」浪潮

2015-01-19 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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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柯文哲帶動公民主義浪潮,打破慣性官場文化。(楊子磊攝)

台北市長柯文哲帶動公民主義浪潮,打破慣性官場文化。(楊子磊攝)

柯文哲上任不足一月,舉手投足都成新聞。庶民驚呼叫好、掌聲連連。政治人物或褒或貶,褒的是他魄力,眨的是他行事莽撞、違反官場文化。庶民與政治人物對柯評價的落差,一如政治素人與職業政客的落差。前者是從公民角度看問題,後者從官場角度看問題。官場司空見慣的事,公民卻看不慣。官場認定「合法」就不是弊案,公民卻認為「不合理」就是弊案。「柯文哲現象」或「柯文哲熱點」帶動的正是這種「公民主義」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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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不一定是公民,可以是臣民。投給連勝文的大多是臣民,相信權貴更適任市長。投給柯文哲的則是反權貴的庶民及公民,認同柯的「庶民與權貴之戰」。同時柯口中的庶民並不是臣民,而是他強調的「公民主義」的公民。二十年前阿扁選台北市長,提出「市民主義」,也就是服務市民,市民是主人,市長是公僕。二十年後,柯文哲提出「公民主義」,市民已不只是被服侍的主人,市長也不只是公僕,雙方都是平等的參與者,市長必須從市民角度看問題,市民也必須關心及參與市政。


柯的「公民主義」與扁的「市民主義」一字之差,時代意義卻大不相同。二十年前,網路世代尚未崛起,網搜、網路揪眾、網路投票完全不可能,新的「公民主義」(也就是公民群體參與公共事務)在西方剛進入討論。阿扁的「市民主義」還停留在主人與公僕定義,也是老掉牙的孫中山時代定義,早就被熊彼得等的菁英民主、程序民主理論給推翻了。「主人」根本不存在!


新公民主義浪潮是隨廿世紀九0年代東歐民主化浪潮而興起。在「公民社會」議題再度引發熱烈討論下,由哈伯瑪斯對「公共領域」重新定位,開拓了公民做為一個「公眾」共同行動的新紀元:「公共領域是介於國家與社會之間進行調節的領域,在其中,做為公共意見載體的公眾形成了。該領域涉及公共性原則(這「公共性」是在打敗君王把國家及人民大事當做「私密性」之後發展出來的),使得公眾能對國家活動實施民主控制。」諸如輿論及民調影響力、公民運動(如洪仲丘事件後一連串公眾行動),乃至柯文哲入主北市後的公民決策,都是新公民主義浪潮的產物及內涵。


很多政治人物(無論朝野政黨)之看不慣柯的行事莽撞、違反官場文化,因為他們自己是官場及「臣民社會」產物,或早已向官場文化看齊,不在乎人民如何看市政、如何憤怒官商勾結,也不知道公民運動是改良版(非暴力)的革命。就像毛澤東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當只有白目的柯文哲才能打破官場文化,才能「不知死活」(連雞排妹都如此警告柯)的擋人不義之財,才能要求市府員工「講實話,做實事」,才能對官商勾結的不可思議合約內容(郝龍斌堅持是「合法」的)氣到血壓飈高,並且贏得廣大公眾讚美附和,贏得其他直轄市隨後跟進,一場新公民主義的革命已經開始了!盤踞中華民國官場六七十年的官場文化即將結束了!


那種要求柯文哲「雅致、溫良恭儉讓」的聲音,和這場革命相形之下,不過是「官樣文章」而已。有誰能比馬英九看來更溫良恭儉讓,而實質可能更官僚甚至更腐化的?


頂新能神通廣大,「無本生意」狠撈數百億,「毒害全民」又備受官方包庇,沒有馬政府上下當門神,是斷乎不可能的。台北市近日哄傳的「四大案」,外加新爆發的「台北秋葉原」權利金案等,沒有「馬規郝隨」、「郝出於馬而勝於馬」的精湛官場技術,也是不可能的。


任何研究過「行政腐敗」的人都知道,行政權力腐敗是「臣民社會」的常見現象,是導致整體社會污染的根源(看看國民黨的買票、綁票文化!看看國民黨如何獲得及擴張黨產並宣稱黨產「合法」!)而且行政腐敗「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藉龐大關係網及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一把抓(孟德斯鳩說三權歸一,沒有不墮落、專擅、腐敗的),讓腐敗弊案很難曝光(「臣民」既很少質疑,弊案又被首長「搞成合法」而且拒絕公開),天文數字的「租金」就這樣源源滾入權力尋租者的荷包,兩代、三代公務員都可以腰纏數百億、千億。世界上有比這更不公平的事嗎?


這樣的行政腐敗淵源於這樣虛假、只重表面,這樣官官相護而臣民俯首聽命的官場文化。於是,國家要拯救,人民要呼吸新鮮空氣,只能求助於「外來闖入者」,越冒失、越白目(直白)的越好,最好是有輕度亞斯伯格症又聰明博學到不易受騙的人。柯文哲剛好滿足了該條件,而且天時地利人和同時來到。柯文哲的出線不是偶然的,是人民企盼已久,再加上公民運動呼召的結果。近年的公民運動特別是太陽花學運造就了柯文哲,柯文哲又帶動了「公民主義」浪潮,為台灣跨進「公民社會」門檻買到一張門票。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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