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卸任文化部長，告別了台灣政壇的「大江大海」。她在文化部燃燒了一千天的「野火」，以一把純粹文化的尺，為文化部打下堅實的基礎，完成「第一里路」。她覺得行政院長江宜樺的辭職是台灣的損失，並感嘆台灣當下的政治環境已經惡劣到很難留住一流人才為政府做事，並為台灣感到憂慮。卸任後她計劃展開西伯利亞火車之旅，寫自己的書，反思台灣和華文世界的文化政策。
龍應台文化部長這把政壇「野火」，燃燒了一千個日子，終於熄滅了，她告別了台灣政壇的「大江大海」。國民黨「九合一」大選慘敗，行政院長江宜樺為敗選請辭，江內閣總辭。被視為指標閣員的文化部長龍應台，選前已向江宜樺遞書面辭呈。她早已拿定主意，不論選舉誰勝誰負，不論未來由誰組閣，她都選擇離開內閣。十二月八日，創作過《野火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她，恢復「平民」身，重撿作家文化人身份。她的辭官聲明《第一里路》傳遍兩岸三地，傳遍東南亞華人圈。有人點讚，有人扼腕，有人迷惑不解，有人嗤之以鼻。不過，不論是部長局長，還是文人作家，她那把「野火」是永遠矚目的聚焦點，她的言行在華人世界總會掀起「大江大海」。
選後翌日，即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在她官邸對面的大安森林公園，記者與她相約。陽光暖風，大樹長椅，兩杯外賣咖啡。這兩年相見，她很少有今天這麼輕鬆，不再談文化部的事。她望著遠方的樹林，說話的語速也放緩了。
龍應台在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五日出任文建會主委，五月文建會升格文化部，她成為首任部長，任期兩年十個月。這是龍應台二度為官，一九九九年底，在時任台北市長馬英九力邀下，她從德國回到台灣籌備並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當時台灣沒有文化局，她是首創文化局的首任局長。十三年後，她再為台灣首創文化部。二度為官，龍應台懷揣滿腔理想步入文建會，想為台灣做點事，有著學者為官的理想在。
六日午後，記者與龍應台通電話。此時，她剛吃了三明治，抱著小貓在官邸的陽台上曬冬天的太陽。又是三明治。好友都知道，龍應台在日常生活上常常是低能與混亂的，舉例說，她不知道怎樣用台灣式的電飯鍋；她常常寫作寫到餓了，才發現家裏根本沒有能吃的東西。一次，她穿著運動鞋去立法院，被立委痛批不尊重委員。不料，在她辦公室的小櫃，很快出現一雙鞋底中部特別厚的黑鞋，是好友林青霞送來的，林青霞留言：英國律師出庭常穿，站五小時不累。
電話中龍應台說：「我在慶祝我的『失業』啊！今天做的第一件事情，陽光很燦爛，就到公園去走了很大一圈，在草地上躺著曬太陽，也去看了池塘裏那隻胖白鵝。過去的一千個日夜，忙到那樣程度，完全沒有時間照顧自己，我三年沒有好好吃飯，沒有好好睡覺了，所以今天是我的第一個自由日。我的冰箱裏空空的，連牛奶雞蛋都沒有。所以我今天去公園的路上先去買了一杯咖啡加一個三明治。今天開始我要慢慢地重建生活。」龍應台說，她本質上是個孤僻的人，現在她又可以「回到孤僻的山洞裏」去了。
這一天她還是「部長」，只是週末不上班了，翌日午夜十二點，即八日凌晨零點，她才正式卸任「部長」職位。亞洲週刊是她部長任上最後一家訪問媒體。
五日是她當部長最後一個工作日。下午，文化部歡送會。明華園戲劇總團長陳勝福、導演王小棣，以及何飛鵬、陳國慈、陳樂融等藝文人士紛紛到場。龍應台一身典雅白黑裙裝。文化部先播放同仁自己製作的回顧影片，龍應台邊看邊笑淚相交，而後致辭。她忍不住落淚哽咽。
以魔鬼方式訓練同仁
在現場，「聖旨到」、「謝主『龍』恩」、「龍語錄」等俏皮詞時時出現。她坦言：「龍語錄大家已經是挑最客氣的，自己是『太后虎姑婆』，給同仁的壓力有時一定很難受。」同事們和她依依不捨，近三年龍應台以魔鬼訓練方式與同仁同甘共苦，一天當兩天用，拚命推業務是知道自己任職時間不會很長，於是給同仁帶來巨大壓力，她坦言，感謝同仁容忍她的「兇狠」，現在要離開，心中似乎失去了什麼。她說選舉輸贏對她沒甚麼影響，她心中只有一把純粹文化的尺，一心一意為文化部打基礎。自己就是那個專來整地的「工頭」。她自豪的是，地基已經打穩了，文化部團隊已很穩健很默契，凝聚了一種永遠的團隊精神。她最大希望是台灣要進步，找回沉澱安靜的力量，社會要開拓須依靠穩定、成熟、有思想且自信的文官系統，「台灣這地方值得我們任何一點一滴的投入」。要用文化建設台灣，為了要建出百層高樓，第一里路必須整地挖深。
她說，自己「是一個很幸運的人」，不管是公共電視的董事會問題，或者處理監察院與立法院的事，任內幾乎沒政治的手伸插進來，要感謝那兩位「男生」，總統馬英九和行政院長江宜樺，他倆尊重她的人事權及行政權，從來沒提過任何要求，這種信任她銘感在心。龍應台感謝江揆的支持，放手讓她做很多事，還不忘把尚未通過的影視音旗艦計劃法案「託孤」給國發會等相關部會。外界批評這次敗選後總辭的結果竟然走的是江宜樺和民意支持度最高的龍應台，龍應台說，「能和我欣賞的江院長一起走，我覺得很光榮」。
這不是龍應台首次請辭。二零一四年二月，她曾請辭過，但被慰留，她也因掛心文化部多項重大項目，便暫時取消辭意。七月，亞洲週刊代表香港貿易發展局邀請她參加七月下旬的香港書展，出任講座嘉賓，記者濃濃感覺到，她在言語中隱隱透露辭任部長的情意結。龍應台常常感嘆在台灣當官很辛苦，辭意常浮心頭，但有太多基礎工程做到一半。七月，她認為象徵文化部「基礎工程」的多項重要政策已陸續完成，認為自己「可以走了」，且在立院休會期間請辭，讓新任部長可在九月新會期開議前上手，但沒想到，教育部前部長蔣偉寧、勞動部前部長潘世偉接連下台，又陸續發生澎湖空難、高雄氣爆、食安風暴等大事件，龍顧慮內閣整個團隊的作戰步調，直到「九合一」大選前夕才提出辭呈。
她滿懷理想入閣，想為台灣做點事，卻實在做得辛苦，常常要面對立法院和在野黨不時質詢和侮辱，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令新政動輒遭負面解讀。她幾度想一走了之，卻又不忍讓內閣團隊雪上加霜。她笑稱自己擔任文化部長像是在水泥地裏種花，水泥地就是這個社會充滿不信任，自己要在一個被不信任籠罩的環境裏工作。幾個月前，龍應台赴醫院健檢，全身麻醉後，迷迷糊糊醒來，第一句話竟然是「請影視局同仁到萬芳醫院來開會」，事後醫生和護士告訴她這件事，眾人笑成一團。她自嘲「我連全身不能動了，腦子還在想著業務，還好，至少我還知道自己在萬芳醫院」。
七日，即將卸任的行政院長江宜樺晚宴閣員。龍應台身披白衣黑裙，頸脖一襲橘紅圍巾。步入行政院大樓，龍應台看到駐守警員舉手致禮，她放緩腳步趨前，先向警察深深鞠躬，再上前握手致意。在宴席上，龍應台說，過去政府總說文化界沒人支持政府，也不了解政府在做什麼，但今天午夜起這事不會再現，民間最愛政府、最支持政府的友人，那就是她。
為文化部建立機制
七日二十三點，記者接到龍應台一封短信，此時距離龍應台不當部長還有一小時。她說：「十二月七日午夜十二點，我就不是部長了，告訴同仁我會準時關閉所有業務客廳App。今天最後一個『指令』：戰友們，距離D-Hour還有一個半小時，有一件事我常常想到，但三年來一路打仗，沒機會說，那就是：希望主秘及綜規司╱人事處為文化部重新建立起『畢業同學會』的制度。（一）對於從文化部退休的員工，不論是部門主管還是技工工友駕駛，什麼訊息是應該常態性發給退休同仁的？什麼活動是應該邀請他們的？什麼活動適合邀請他們來當志工負責接待、幫忙？凡是從文化部退休的人，不要讓他╱她覺得從此就被拋棄了、遺忘了。應該讓他們覺得自己到老、到死，都屬於這個大家庭，只是參與的層次和角度不同。機制是可以建立的。（二）對於卸任的部長和次長們，應該繼續提供他們什麼資訊（別忘記，他們都是文化部的「無形資產」，有的甚至是該列冊追蹤的國寶），什麼活動應該邀請？什麼活動應該贈票？什麼類的場合應該鄭重邀請出席？機制一旦建立了，一代又一代的同仁繼續做，文化部的『文化』就更穩固、溫潤、長久了。有些卸任的部長，譬如桀驁不馴的作家，怎麼請都不出現－－那不打緊。因為文化部就是堅持有禮數，溫潤、文明。」
八日，龍應台已恢復「平民」身份，資深導演朱延平揪團為她歡送，包括金馬獎歷任主席李行、王童、侯孝賢、張艾嘉，以及王小棣、李烈、鈕承澤、李崗等電影人，與會的眾大老都在聊台灣電影。九日，龍應台對亞洲週刊說：「三年沒有好好吃飯。三年不曾睡飽覺。三年沒感受夜的恬靜。現在開始回到我看雲看花看鳥看天空聽雨聲的原來日子。昨晚導演們請我吃飯，我發現，因為不是部長了，他們也放鬆了，故事多了，喝酒也多了。唉，解甲真好。」
以下是十二月六日，文化人龍應台接受亞洲週刊獨家訪談的摘要。用她的話說，這是「你是第一個，我的自由日的第一個談話」。
這一年一再傳出你提出請辭文化部長，究竟是哪些原因迫使妳要辭職？你說過「我踏進文化部第一天就準備離開了」，為甚麼有這想法？
我踏進文化部的第一天，比如說秘書處就會給部長手機以及手機號碼，通常的做法是給你一個公務手機，一個公務號碼，走的時候是要換號碼，要交接的。我去的第一天就說不要給我公務號碼，你現在就給我一個我隨時可以帶走離開的號碼，以便於我走的時候不需要轉號碼。這只是一個小舉動，以這種態度來說，進去的第一天就是準備要走的。第一天工作就設定一個目標日，開始倒推工作節奏。
你下屬有的有三十年公務生涯，見過超過十個首長更替，多次聽他們說，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部長，像你那樣對於法案本身，會如此逐條逐句和他們討論，你為什麼特別看重這一點？
在這三年時間裏，我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在培養部裏的主管們，每次做決策，我會和我的團隊解釋背後的思維、方法和邏輯以及目標。有一點像作戰的時候我和我的將軍們做共同的沙盤的推演，為何設這樣的目標，取得共識，然後討論路徑圖怎麼走，這就是決策過程。有時候他們會挑戰我。至於為甚麼這樣做，是因為我知道我要把我的打仗的部隊全部都教會了獨立思考，獨立部署戰略，獨立做落實方案。有思想有謀略的文官部隊培養好了，我就開心地離開。
你前兩天說，你這次和行政院院長江宜樺一起離開，感到很光榮，為什麼？
三年相處的過程中，我對他有些觀察。第一，他做決策很明快；第二，他傾聽的能力很強。這個能力聽著容易做起來很難。第三，他有極強的協調耐心和協調能力。第四，他有非常堅定的信念。他是政治學博士，所以對於自己所相信的政治學理想，有堅定的實踐決心。從一到四加起來，我始終認為，他是台灣非常難得的政治人才。我向來不輕易誇獎，但我高度讚美江宜樺。客觀環境對他的評價，險峻的政治形勢的突變，他的走其實是台灣的損失。台灣當下的政治環境已經惡劣到很難留住一流人才為政府做事，這是我真心為國家憂慮的。
記得你說過，在台灣，正常人都不太想進入政壇，為甚麼你做了三年文化部長會有這般感慨？
你看看新任行政院院長毛治國，才剛剛宣布他要接內閣的時候，網絡上媒體上一片罵聲。他還沒有開始，你連他要怎麼做都不知道就開罵。我們這個社會從幼稚園就開始教育說待人接物，以禮相待，為甚麼我們面對政治這樣的國家大事，卻用相反標準？很多人才，都有報效社會之心，但是只要想到必須進立法院，就心涼了。其實在立法院有很多可愛的政治人物，很多很認真的人，但是把這些可愛認真的人放到那個結構裏頭去的時候，我們面對的就是蠻橫、無理、侮辱、粗暴，在這樣以「傷害」為首要目標的環境裏，一流人才還願意獻身台灣嗎？
「第一里路」是打地基
你做了一千天文化部長，你覺得沒有一件事你敢於說是完全做完了的。有一種輿論，你做了三年文化部長不如當年文化局長有那麼多看得到的政績，你自己如何反思？
我在地方和中央政府都工作過了，所以大概有點資格比較。地方政府的特質是做地面上看得見的建設，譬如在台北市，我可以在一千天裏把二十多個廢棄老屋轉化為文化的珍珠亮點。可是中央政府的本位是做地面下的工程，專門整地，打地基的。你要有眼光要建那一百層的高樓，可是你先要把那個凹凸不平的雜草叢生的地填平了，然後往下挖深做地基。這三年我就是那個做地基的人。不了解的人會問，怎麼還沒看到花園啊。要花園，先要有地基，然後有土，然後播種，然後陽光、水、空氣。那是第二里路、第三里路，第一百里路。我是做第一里路的人。那些一般人看不懂也不在乎的法案，那些機構的建置－－比如攝影中心、表演藝術中心、國家電影中心等等，也都有了，海外文化布局的策略也都擬定好了。中央政府絕不能急躁，我們需要的是安靜的力量。現在政府缺的，不是現買現賣短線操作，是長遠的眼光，是把幾十年不做的基礎工程補做。
那麼你會不會擔心你接任人對你的布局不以為然，他會更改或者把你的地基邊緣化？
就民主政治而言，這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我要在這三年花那麼多時間培養事務官，因為他們就是未來的中流砥柱，他們知道什麼是該做的，他們的目標是什麼，我就是希望他們在已經打好的地基上做得更好。新部長上任，特別是一旦政黨輪換後，或許都會有調整，但成熟的政治社會裏，一個好的東西，就會繼承。不要說換了部長，如果說我打的那個基礎沒有我那個團隊的認同，即沒有司長們、處長們、局長們的認同，這基礎是打不好的，正是他們支持這個理念，才會形成一個作戰團隊，這三年打好了基礎，表示那是整個團隊的共同信念，而不是我龍應台部長個人的東西，下一任部長還得跟這些文官團隊溝通，因此，如此下去是持續穩健的。
香港、大陸、澳門的文化主管機構都有一個通病，就是你說的文化部內部的地下管線太複雜，連接起來很不容易，你做了三年，力圖把文化部複雜的地下管線連接起來，你有什麼感慨？
我說的地下管線，是看不見的工程。我們台灣文化部，是把以前分屬的四個部合起來。這樣，我第一個就是全盤檢視你的法令法規到底還趕不趕得上現在的變化的時代。我們的業務有來自新聞局的電影電視領域的，有流行音樂產業的，所以我們不能不把文化方面的各種法規，拿出來全盤檢討，是否合乎現況，這是個非常龐大的工程。出版以前歸屬新聞局主管，可當時新聞局的切入角度主要是管制，現在文化部卻是開放、扶植。這就是我說的地下管道，有的是要徹底地清洗，有的是根本要撤除，譬如說電影法已是一個幾十年的法，我們從五十八條變成二十四條，把其中思想管制的都撤掉了，這些都是大工程。
最初是誰以「太后虎姑婆」稱呼你的？
是我嘲笑自己的啦。太后這個詞本來是台灣反對黨某些立委故意散播的惡意稱呼，因為也知道我對下屬工作要求特別高。在文化部內部，我們就把它給顛覆了，拿來玩。至於「虎姑婆」，是每次我看到同仁特別辛苦、特別受我責難的時候，我就會說：「對不起，虎姑婆為難你了。」建立一個新的部，我對主管的要求確實是高的，比如說草擬博物館法，初稿上呈時我會問，你有沒有看英國對於博物館的規範是什麼？德國的、日本的規範有沒有做過比較？請針對每一個版本的每一條做出對照表，交叉分析後，再呈，我們再來討論。這種要求以前他們是沒有的。我這樣要求，他們非常辛苦，我也非常心疼，但沒辦法，就要這麼做，所以我就會常說：「對不起啊，虎姑婆嘛。」
你重返自由身，短期內會做什麼？
我要盡快把陽明山的家全盤作整理，趕快空出一張窗明几淨的大書桌。要落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英文版，紐約經紀人已經等了我三年。
我代表香港書展邀請你明年七月來香港參與名作家講座嘉賓。
那還用說，別忘了我是半個香港人。如果可以，一定來。
那天聽你說，會抓緊在三個月內寫一本書，關於文化政策的？
我還真不敢說。但我真是想寫，反思台灣的、華文世界的文化政策，對華人社會應該是一個貢獻。我希望有人能把我關進一個舒服的房間裏，只開一個小洞送吃的，三個月就可以寫出來，寫完了才放我出關。我這人太過好奇，這三個月一過，我一定被其他事情給吸過去了，這本書就沒了。
馬來西亞蘋果旅遊集團的老闆李桑，半年前就邀請你參加西伯利亞鐵路之旅，行程十多天，當時你說很想去，等你不當官了就去。李總從媒體上看到你卸職文化部，就給我電話，說要實踐自己諾言，邀請你坐西伯利亞的火車，寫自己的書。
他還記得？請把我的電郵給他，我們馬上策劃西伯利亞之旅吧。
讀你的《第一里路》，知道你下決心離去的，是不是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為了在你作品中多次出現的媽媽？
我每半個月都會南下屏東潮州探望媽媽，為了不抱憾，希望能多留一些時間給媽媽，陪媽媽走完「最後一里路」。這是私人理由，所以我選擇這個時候離開。
（實習生王雅靜整理採訪錄音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