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日本）政府進行的從中國遣返的行動正式終止，但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卻讓仍留在中國的日本國民有了返回日本的機會。一九七○年代初第一批返國的人在戰爭結束時已是成年人，但基於某些原因無法在一九五八年返回日本。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女性，但有一名口述歷史受訪者曾為軍人，他在日本投降前離開軍隊，此後就一直在中國生活。他想返回日本，一九七二年時機成熟，他真的回到日本。那時他已五十五歲。他盡可能地工作，但部分因為他的年紀太大不符合領取國民年金的規定，因此最終他只能仰賴福利制度而住在公宅。其他於一九七○年代初返國的人是婦女與孩子，他們在日本的家人從未停止打聽他們的下落，因此當官方管道一旦暢通，他們就馬上被送回國。這些返國者依然被歸入先前制定的分類「遣返者」，因此他們一回到國內就能領取「遣返者給付金」。由於有家人和社群的照顧，一九七○年代初的返國者比較不需要政府的協助。
一九八○年代初之後，返國者議題的性質出現變化。晚期返國者在戰爭結束時還只是嬰兒與孩子，他們在中國的環境裡長大成人。如厚生省指出的，他們在語言、生活方式、習慣與思考方式上都與日本人不同。從這些層面來看，這些返國者都已經成了中國人。不僅如此，這些孤兒也有了中國配偶，而且有了自己的子女與孫子女。當他們回日本時，想帶自己的家人一起前來。厚生省解釋說，對於和日本人一起來到日本的其他家庭成員而言，「歸國」一詞並不精確；現實來說，他們是將家人遷到外國。一九九四年的《歸國者支援法》終於讓法律語言與現實趨於一致，條文中移除了「孤兒」這個官方對返國者的稱呼，而改稱為「中國殘留邦人」，同時在討論返國者時也不再使用「引揚」，而改用「永住歸國」。
從一九八一年起，厚生省開始以更積極的態度處理中國殘留邦人。他們協調了至少二十三次「探親」（肉親探し）之旅，並且由政府出資將可能的日本人從中國帶回國內尋找親人。他們透過審議會與國會進行政治磋商，試圖解決孤兒問題。他們在中國各地設立尋人組織，探聽是否有人想確認自己是不是孤兒並想回到日本永久定居。他們也在日本各地促成遷居中心的建立與運作。從一九七二年到二○○○年三月，共有六○二一名中國殘留邦人返回日本。如果加上和他們一起前來的家人，總數達到一萬九一六三人。在當時，估計有七百名日本人留在中國。政府在過程說明中提到，厚生省在帶領日本國民及其家人返日定居上面扮演了積極角色，而無疑地厚生省官員確實也全力達成這項目的。
儘管如此，批評者很快就指出，厚生省在回應中國殘留殖民地日本人議題時出現一些瑕疵。在一九九四年之前，返國者必須有人擔保才能永久定居日本。這等於將返國者的經濟與社會責任強加在擔任保證人的一般民眾與團體身上。政府也發展出一套制度來「確認」孤兒。那些留在中國認為自己是日本人的人士被歸類為「確認」與「未確認」。一個人可能在「未確認」的狀況下被認定是日本人。易若鵬解釋說，孤兒因為國家記憶的運作而被創造出來，雖然日本政府承認他們是日本人，卻仍不足以讓他們理所當然地獲得日本公民身分：
必須強調的是，官方承認是「戰爭孤兒」，但在過去──甚至到了現在也一樣──這項承認並非理所當然包括或等同於給予日本公民身分。無論當事人的日本背景或出生資料如何明確是如此。若無法以驗血的方式明確證明當事人與目前在世的日本親人有血緣關係，以此證明雙親是日本人，或者提出戶籍證這個日本國家記憶的核心要件，那麼政府官員就不會「承認」當事人是日本公民。
總之，從日本政府處理晚期返國者的方式顯示，雖然返國者可以證明自己在日本殖民地（通常是在政府支持的計畫下）出生時是日本公民，但這項事實無法讓返國者理所當然地主張自己擁有日本公民的身分權利。諷刺的是，這或許反而回溯地去除了對早期返國者是否具有日本特質的懷疑：與孤兒相比，引揚者顯然就是日本人。
結語
一九五○年代以來，針對遣返的公開討論總是朝補償、歷史敘述與紀念活動的方向進行。透過這些行動，處理遣返的有關單位試圖讓遣返成為過去的事物。他們嘗試宣稱遣返已經結束，但這樣的企圖卻因為數千名留在前殖民地空間的海外日本人而幻滅。一九七二年中日恢復邦交，一些留在中國的日本人終於能夠返鄉。到了一九八○年代，日本社會看到這些與他們迥然不同的海外日本人返國──這些人在中國長大成人，在文化上完全是中國人。這需要語言上的改變及一套接納他們的制度。產生引揚者與孤兒的歷史脈絡是相同的，但兩者返國的歷史脈絡卻天差地別，因此兩者扮演的角色也大不相同。戰後立即返國的人抵達的是一個赤貧的日本，這些返國者成為本土日本人與失敗的殖民計畫之間的緩衝。一九八○年代的返國者發現日本一個極為繁榮的國家，而這顯然影響了他們將家人帶到日本的決定。晚期返國者未被歸入過去的引揚者論述中，反而被安排到新的國外移民的架構中。這種狀況部分是因為晚期返國者帶有明顯的外國特質，而且當時已經不需要對戰後日本與殖民地做出區別。「引揚者」與「孤兒」是同一歷史的產物，甚至於來自同一個家庭，例如德子與節子。而孤兒這個新分類也讓發揮一定社會用途的引揚者得以功成身退。
後記：塚田淺江的戰後史
小學老師塚田淺江在滿洲充滿暴力的戰後歲月裡倖存，責任感促使她帶領學生返回日本。一九四六年秋，瀕死的她終於抵達日本。躺在醫院病床上，塚田深信自己來日無多，她寫下尖山開拓團最後幾天的狀況，擔心不這麼做，被徵召的男人有朝一日返回日本，可能永遠無法得知自己的家人發生了什麼事。塚田的想法是對的，一些尖山的男子確實歷盡艱辛返回日本：在被徵召的人當中，有六十四名被送到蘇聯拘留，其中二十一名死亡。剩下的四十三人從蘇聯獲釋，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間遣返回日，卻發現自己的家人與社群已遭到毀滅。雖然這些人抵達日本時感到失落，也覺得自己遭到背叛，但多虧塚田的紀錄，他們至少有機會知道事情的始末。而其他許多拘留在蘇聯的人，他們的家人死在滿洲，但他們永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塚田活了下來，並且回到家鄉長野繼續擔任小學老師。往後二十年的時間裡，她全心投入在教學上，但到了一九六五年滿五十五歲退休時，塚田轉而將精力放在死在滿洲的日本開拓民紀念活動。她寫信給當地報紙，認為有必要為開拓民舉辦悼念儀式；一年後，塚田與近二十名長野縣民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他們前去緬懷日本死者與詢問生者的消息。塚田也協助中國殘留孤兒返日，她至少安排了一名已長大成人的男嬰帶著家人回到。
塚田也認識到自己在日本對外侵略中扮演的角色，她尋找一名中國婦人，只記得對方叫張太太，她曾在一九四六年冬天收容過塚田。塚田帶了適度的補償金與禮物前去，兩人此後維持聯繫。雖然日本人一直因為規避戰爭與帝國歷史而遭受批評，但塚田直到臨終都認為自己是日本帝國在亞洲的幫兇，同時也是受害者。
但塚田最感哀悼的還是死去的孩子。一九四五年秋，有二十名小學二年級的學生跟著她，但到了戰後那幾年，只有兩個孩子倖存回到日本。塚田為這些孩子的死感到悲傷，讓她特別感到悲慟的是林部理繪，當遣返船停在博多港外等候檢疫時，她因撐不住而死在船上。塚田每年都從長野前往博多悼念林部。二十一世紀初，在日本旅行變得舒適許多，絕大部分地區都可以搭乘新幹線抵達。但在戰後的幾十年，旅行是辛苦而昂貴的。在戰後這段時間，塚田終於可以滿足她童年時前往各地旅行的憧憬，她前往世界的偏遠地帶，包括阿富汗。二○○○年秋，當我與塚田談話時，她坦承自己在五年前就停止每年前往博多悼念孩子。因為當時她已八十五歲，一眼失明，一耳失聰，旅行對她是太大的負擔。然而，她總是在自己的披風裡放著一只小人偶，她說這只人偶長得很像死去的孩子，這是她懷念女孩的憑藉。這次談話結束後幾個月，塚田在長野家中去世，享年九十歲。
＊作者華樂瑞（Lori Watt），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歷史系與國際及區域研究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二十世紀日本政治社會史、帝國主義與去殖民化、戰後／後殖民移民、軍事文化、飲食文化等，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遠足文化）。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