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企蒙冤揭秘 周永康等幕後黑手曝光

2014-04-07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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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雛軍。(圖:Imaginechina)

顧雛軍。(圖:Imaginechina)

中國兩大民營企業家冤案揭密,幕後黑手曝光。格林柯爾集團創辦人、廣東科龍電器前董事長顧雛軍,被指空手套白狼侵佔公司資產,坐牢七年始出獄,幕後黑手是周永康。顧雛軍案獲受理重審,有望平反。曾是中國首家民營航空公司老板的東星集團掌門人蘭世立,因逃稅罪而被判刑四年,東星航空因此破產,蘭世立舉報時任武漢市副市長袁善臘編造謊言強令東星航空破產,相關案件最近將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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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所在;「改革」,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高頻詞。二零一四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局之年。三月,在中國改革聲浪中,當年兩位民營企業家的代表人物,東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總裁蘭世立的名言:「老闆再大,一個處長都能搞死你」;格林柯爾集團創辦人、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顧雛軍的名言:「他們把中國腐敗大案的犯罪技巧發揮到最高境界,讓世界偵探大師也嘆為觀止」,在十年後的今天,在全國兩會討論民企生存環境、國企民企「混合經濟」改革時,成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熱議話題。

在近十多年的中國經濟改革歷程中,顧雛軍案、蘭世立案,兩大冤案都是具有標誌意義的經濟案件。炮製顧雛軍冤案的是「老虎」級貪官、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零七年後任常委)、中央政法委副書記(零七年後任書記)、公安部長(零七年起免去)周永康,以及廣東省、中國證監會、中石油監事會高層官員,蘭世立也指控泡製他冤案的是湖北省武漢市前副市長袁善臘。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釋放了諸多經濟政策利好,新一輪改革大幕徐徐拉開引發社會期待。僅僅有經濟政策利好,民營企業家是不滿足的,他們更需要對人身保護和產權保護的信心。三中全會提出「混合所有制」,此際重審顧雛軍案和蘭世立案,是提升民營企業家司法信心的突破口,透過糾正個案,改善企業家面臨的司法環境,社會才能順利穿越轉型過程中的漫漫風雨路。

格林柯爾集團創辦人、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顧雛軍,他的資本積累一點七億美金,是在美國和英國完成的,然後過渡香港,註冊格林柯爾公司。之後,他瞄準中國家電市場。正好科龍電器虧損八億多元人民幣(約一億美元),全虧二十多億元,已停盤,廣東當地政府就將這個虧損公司賣了給他。顧雛軍接管科龍電器後,令這家企業第一年就扭虧為盈,翌年盈利增大。接著,顧雛軍展開資本運作,擴張兼併,連續收購四家上市公司。他在中國聲譽鵲起,闖入富豪榜。但與此同時卻也引起社會誤解,認為他以不正當手段買下科龍電器,是買了優質金娃娃,而忽略原來科龍虧損的狀況,認為是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的典型。顧雛軍遭煽動被指為空手套白狼,用小資本買到五個上市公司,才成為百億富豪。由此引發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前夕的郎顧論戰(經濟學家郎咸平與顧雛軍)。圍繞著國企產權改革、國企與民企關係等問題,中國思想界展開了一次空前激烈的辯論,在社會上掀起巨浪。

顧雛軍案辯護律師陳有西認為,整個案件從一開始就充斥誣告,徹底是各種莫須有的指控。最初指控罪名包括侵佔累計三十三億元人民幣,詐騙累計二億多元,以及編製銀行虛假票證等。最終經公安偵查,原先誣告四條罪名全部被排除,最主要的詐騙罪名也取消,保留了三個「罪名」,但卻重新羅織了第四項「罪名」,將顧雛軍審判入獄關押七年多,一個曾經欣欣向榮的民營企業就此淪落,最終導致被強制兼併。

顧雛軍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九日,向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實名舉報稱自己被三名貪官污吏陷害,所指三人分別為原證監會副主席、現任中石油監事會監事范福春,原順德區委書記、現任廣東省副省長陳雲賢,原廣東證監局局長、現任大連商品交易所總經理劉興強。

顧雛軍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出獄,同月十四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了他所知道的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冤案真相。他指控陳雲賢、劉興強合夥偽造一份科龍給格林柯爾公司擔保二點七六億美元的擔保函,並賄賂范福春用這份偽造的擔保函,對科龍非法立案調查,陳雲賢、范福春、劉興強一夥利用這次證監會對科龍的立案調查,煽動不明真相的銀行和供應商對正在生產旺季的科龍擠兌,導致科龍在生產最旺季被擠兌停產,當年虧損三十七億元人民幣,為讓顧雛軍背上科龍巨虧的黑鍋,范福春、陳雲賢、劉興強用厚金賄賂鄭少東。原公安部部長助理兼經偵局局長鄭少東已被判死緩,有消息透露,范福春給了鄭少東一千萬美元。在顧雛軍知道他們偽造這二點七六億美元擔保函真相的六天後,當局緊急逮捕顧雛軍,藉著又逮捕了他的八名高管同事,致使科龍陷入癱瘓狀態,從此顧雛軍在生死線上苦熬了七年多的牢獄之災。

但在顧雛軍以為他向全社會公布科龍慘案真相後,陳雲賢、劉興強、范福春不僅沒有被抓,范福春從證監會卸任後,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出任中石油的獨立監事,他與「石油系」的關係可見一斑。二零一二年年底至翌年一月,顧雛軍在佛山法院凍結的出售科龍股權的七億多現金,居然還是給海信科龍瓜分了一大半,這不僅嚴重損害了顧雛軍的利益,更損害了眾多國有控股銀行的利益。

顧雛軍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財產被非法搶掠,一籌莫展。他在給孟建柱的舉報信中說:「我出獄前已經被佛山法院執行這些實屬形同搶劫的枉法判決弄得傾家蕩產,我已經一無所有,我現在的生活都是依靠我以前的同事救濟,住房也是臨時租住的……他們的真實意圖無非是以執行民事案子的強制權,來達到限制我出國謀生,達到進一步關押我的目的。他們不僅搶走我入獄前擁有的上市公司的幾十億元財產,還要摧毀我的未來。這一切都只是因為我把一個瀕臨破產的科龍公司救活了,把科龍上繳國家的稅收從一點七億元提高到五點六億元。他們為了搶奪我的科龍股權,才如此窮兇極惡。我很奇怪,難道最高法院法官真的不知道佛山法院的這些判決是十分荒唐的嗎?是完全無法無天的枉法判決嗎?」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顧雛軍收到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受理通知書,受理顧雛軍對零八年終審判決的申訴,這意味著廣東省高院將對顧雛軍案是否符合再審立案條件作審查,看似蓋棺定論的顧雛軍大案,很可能出現戲劇性轉折,這也是中共十八大以來,對涉及民營企業家的爭議案件重新司法審查的新動態。一般而言,申訴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一,因此一旦受理申訴,則意味著法院認為原審判決確實存在問題。

顧雛軍辯護律師稱,顧雛軍出獄後,他們一再核實審查當年的卷宗和各種證據材料,從中整理出十五項當年案件被忽視的新證據,然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請,要求重審。最高法院審查了大半年,將卷宗發給當年顧雛軍一案的終審法院廣東省高院,督促要求省高院予以立案重審。

在北京,學界接連舉辦兩場與顧雛軍案有關的研討會。二月二十日,從顧雛軍案看民營企業法律困境研討會;二月二十一日,顧雛軍事件與民營經濟發展座談會。這兩個會議都對顧雛軍案提出質疑,要求重審。拖了那麼多年的顧雛軍案始終未能重新審理,卻在二零一四年一月由廣東省高院受理了,有消息透露,這與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利益集團遭當局查處有關。

消息透露,早在二零零六年,顧雛軍案被移交檢察院後,由於檢察院認為該案立案動機不純,不夠立案條件,應作不起訴處理。於是廣東公安啟動對顧雛軍等人的取保候審程序,全國工商聯時任最高領導人對顧雛軍做了擔保,當時已確定某日下午就釋放顧雛軍出獄,就在他出獄前幾小時,周永康直接打電話給廣東公安高層,強行阻止這一取保候審決定的執行。

顧雛軍庭審後,佛山法院法官堅持只能做無罪判決,合議庭的這個決定當然不能讓陳雲賢一夥滿意,陳雲賢對佛山法院施加壓力,佛山法院只能向上級法院求助,最終向最高法院求助,在周永康的部署運作下,佛山法院最後判顧雛軍十年徒刑,卻同時判二十二份司法會計鑑定報告無效,這為顧雛軍日後翻案留下一條縫隙。顧雛軍在獄中是高危病犯之首,每天依靠六種藥才能保命,廣東四會監獄怕顧雛軍死在獄中,三天就辦齊顧雛軍保外就醫手續,且通知了北京市公安部門準備接收顧雛軍在北京保外就醫,北京市公安部門也同意顧雛軍回北京老家保外就醫,范福春等人聞訊後深知不妙,顧雛軍一旦到北京一定會揭露科龍案真相。在周永康部署下,最高檢察院電話要求廣東檢察院阻止顧雛軍保外就醫,廣東檢察院只能找了一個「顧雛軍到監獄時間不夠長」的理由,阻止顧雛軍保外就醫。

消息人士說,二零一三年四月,佛山法院執行庭要枉法瓜分凍結在佛山法院的顧雛軍出售科龍股權的七億多現金。顧雛軍的律師認為到了這個地步,唯一希望只能向最高檢申請抗訴。於是,顧雛軍於六月向最高檢申請全部科龍勝訴的十多個案子的抗訴,顧雛軍的律師向最高檢的抗訴申請,當場被最高檢官員拒收,而且顧雛軍其後向最高檢特快專遞的抗訴申請,也石沉大海。消息透露,當時周永康問題尚未揭露,這結果是必然的。七月,顧雛軍向最高法院提起的刑事案的申訴,這是法律賦予顧雛軍的正當權利,可是顧雛軍和他律師陳有西始終沒有收到申訴受理的答覆。

周永康案影響顧雛軍案

周永康利益集團問題被逐步揭露後,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大案才峰迴路轉。顧雛軍收到廣東高級人民法院受理他申訴複查通知書。他明白,這樣重審平反的案子在一千例中最多一兩例而已。二月二十日北京學界商界法律界召開關於從顧雛軍案看民營企業法律困境研討會。二十一日,北京又舉辦「顧雛軍事件與民營經濟發展座談會」。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與法學界泰斗江平等重量級人物現身,為顧雛軍案大聲疾呼。隨著中國新執政者反腐顯現的決心,周永康利益集團遲早會被端掉,顧雛軍案的真相即將大白。顧雛軍對亞洲週刊說:「我的案子能獲得轉機,與國家整治貪腐的大背景有關係,我期待公正的判決結果。」

京衡律師事務所律師陳有西是顧雛軍案代理申述律師,也是蘭世立案的代理律師。二零零五年,蘭世立拿到民航局批文,籌建東星航空,他被稱為「中國民營航空第一人」。這一年,《福布斯》把當時為三十九歲、身家二十億元人民幣的蘭世立列為湖北首富。

蘭世立曾涉足電子、餐飲、房地產、車隊、旅遊、公路、電信、酒店等行業,讓他在商界聲名鵲起的是航空業。蘭世立的東星旅行社有自己的酒店、景區和車隊,以及門市部網絡,唯獨在航空上受制於人,有時有了客人,卻因訂不到機票而無法成行。如果有自己的航空公司,從市場初端到末端,東星就有了控制權。國有航空公司「獨霸」的歧視性做法,讓蘭世立決定以自己身家作一場豪賭。

蘭世立拿到了民航總局批文。當時的東星航空,註冊資金不過八千萬元人民幣,然而,蘭世立拋出驚天計劃,一次性購買或租賃二十架飛機,總資金高達一百二十億元人民幣。其實當時除了國家民航總局的一紙批文「批准籌備」,他所有並不多。他說:「要去獲得一個航空公司所具備的一切資產資源,唯有憑我蘭世立的智慧和能力,而能反映我的所謂智慧和能力的唯一途徑,也只有我的三寸不爛之舌。」

蘭世立奇招獲得資金

蘭世立導演了「坐山觀虎鬥」的好戲。他先給這些國際巨頭畫了一張大餅,然後抓住他們都想吃這口肥肉的心理,讓其相互廝殺。為了拿到飛機訂單,波音提出,可以讓美國出口銀行和花旗提供飛機首付款貸款,以及購買飛機所需的賣方貸款業務。空客也毫不示弱,旋即提出可讓歐洲出口信貸銀行及法國興業銀行以同樣貸款條件與之抗衡。兩者在租賃飛機的補貼上更是大打出手,你每架飛機補貼五十萬美元,我就補貼六十萬美元,你八十萬我就一百萬,一路攀升。最後,空客將每架租賃飛機的補貼金額,提升到一百五十萬美元,蘭世立與其簽署了租賃十架飛機的合同,獲得補貼一千五百萬美元。蘭世立嚐到甜頭,在與發動機製造商、雷達製造商、GPS製造商、飛機座椅製造商的談判中,如法炮製。最後,東星航空從這些合作夥伴手裏,額外拿到的現金及相關設備設施的補貼,便高達八千萬美元。

二零零六年五月,東星航空首航「武漢——上海」。被視為「張揚高調,桀驁不馴」的明星富豪蘭世立,很快領略到航空業驚人的硬性支出成本壓力。二零零八年,對世界航空業而言,是災難性年份。受金融危機影響,很多航空公司缺乏現金周轉,乘飛機的商務客和度假遊客大幅減少,燃油價格成倍上漲,導致航空成本大幅增加。這些因素令一批航空公司破產。這一年,全球航空業虧損五百多億元,僅中國航空就虧損三百多億元,剛剛起步的民營航空遭受打擊更大,猶如驚弓之鳥,旋即陷入風雨飄搖的困境。

國際原油價格在一年時間裏,創造了有史以來最高紀錄,僅航油成本,東星航空每月多支付一千五百多萬元,比原來每月多一倍多。那時,所有為航空公司提供服務的機構,如機場、中航油、航食集團,都因擔心收不到錢而加緊對航空公司的擠兌,結款週期更短,令航空公司資金更緊張。東星原計劃在零八年引進的四架飛機已經下線,將按期交付東星,每家飛機交付使用前,東星需準備五千萬元配套資金。東星又剛與ILFC簽訂了兩架飛機的租賃合同,需支付數千萬預付租金,與蘇格蘭皇家銀行簽訂的購機合同也要支付部分預付款,這就令東星航空的資金越來越緊張。

零八年五月,中國民用航空局突然發文:東星航空因欠繳民航基金,停飛武漢——深圳、武漢——海口、武漢——廣州的航線。全國主要媒體紛紛報道了這一消息。這就讓原本就資金緊張的東星航空更為被動,來自全國各地的要債人蜂擁而至。

蘭世立說:「民航局針對東星航空的停航、停進飛機行為,則直接將東星航空推向懸崖邊緣。」民航局的停航、停進飛機的禁令,令東星航空陷入困境,資金危機仍像一把高懸的劍懸在頭上。為了維持航空公司的運轉,蘭世立拆東牆補西牆,透過旗下其他業務為航空輸血。他壯士斷臂,將集團房地產公司連同其開發建設的光谷中心花園、光谷商業中心整體出售,以獲取資金為航空公司「輸血」。

不過,二零零八年國內突發事件接踵而至,令航空界防不勝防,苦不堪言。春節前夕特大雪災、拉薩事件、汶川地震、海南霍亂,北京奧運是航空公司期盼多年的盛宴,卻在「確保奧運安保」的形勢下化為烏有。民營航空內外交困,東星航空在這充滿內憂外患的年份瀕臨絕境。

當時,蘭世立致信武漢市和湖北省政府請求給予支持,希望當地政府能像美國財政部那樣,向投資銀行注入資金。袁善臘為達到個人目的,編造了國航將投資一百億、一百架飛機,並開通武漢至巴黎、倫敦、紐約的謊言下,蘭世立成為犧牲品。武漢市和湖北省政府要求國家航空公司注入資金,解決這家民用航空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國有航空公司的出發點卻不在於拯救民用航空公司,而在於徹底收購這家民用航空公司的資產。

蘭世立不願意看到自己辛辛苦苦養大的孩子被別人抱走。在湖北省和武漢市政府促成的這筆交易即將簽署協定時,他拒絕國有航空公司的條件,重新尋找合作夥伴。這對當地政府而言打擊巨大。零九年西方國家航空租賃公司向武漢中級法院申請東星航空公司破產,八月,武漢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這家民用航空公司破產,翌年四月,蘭世立被武漢中級法院以逃避追繳欠稅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據蘭世立說,東星航空公司陷入困境後,地方政府從介入那一刻起,就沒有打算讓東星航空恢復元氣,而是要將它徹底置於死地。零九年三月十五日東星航空正式停航。八月二十六日,武漢中級法院裁定,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破產。東星航空對外宣稱破產,實際上所有的資產均被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無償侵佔。零九年三月十五日,蘭世立被刑拘,立案前被釋放。九月十三日,蘭世立再度被刑拘,十二月十二日被取保候審出獄,次年二月二十三日,一審開庭後,蘭世立再遭逮捕。二零一零年四月八日,武漢中院一審判處蘭世立有期徒刑四年,獲刑理由是逃避追繳所欠稅款五千多萬元人民幣。蘭世立始終認為自己是冤枉的,他入獄後便?動一系列自救行動。

蘭世立說:「東星最困難的時候是零八年。資金緊張,所以找到融?資本投資集團借高利貸。」東星航空破產真相至今仍撲朔迷離。在蘭世立寫的申訴材料裏,他把自己描述成一個凜然抗命的悲情英雄,對抗政府和國航組成的「聯盟」,而融眾董事長謝小青則扮演不光彩角色。東星航空之所以走向破產,「全是因為謝小青同袁善臘一起聯合政府和國航『絞殺』的結果」。

蘭世立獄中曾寫遺書

二零一一年二月,被囚禁近一年的蘭世立傳出一封絕筆信。這份五千多字的遺書,蘭世立舉報時任武漢市副市長袁善臘,稱其編造謊言,強令東星航空破產。九月仍在獄中服刑的蘭世立委託其助理蘭劍敏在北京舉行發布會,宣布實名舉報時任武漢市常務副市長袁善臘,羅列了其「收受賄賂」、「挪用公款」、「包養情人」、「放高利貸」、「縱容黑社會違法」等「六大罪狀」。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湖北省紀委監察廳公布調查結果,認為袁善臘不存在蘭世立舉報的違紀違法問題。二零一二年一月,曾遭實名舉報袁善臘不再擔任武漢市常務副市長。

二零一三年八月蘭世立提前出獄,根據判決書,蘭世立的刑滿出獄時間是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獄後他把事件的矛頭始終指向袁善臘和謝小青。出獄後,他為爭奪自己的四十多億元人民幣資產而訴訟,最高人民法院和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分別撤銷原來一審對其不利的判決,將案件發回重審。

八月二十七日,蘭世立代理律師京衡律師事務所律師陳有西,收到一份最高人民法院下發的關於蘭世立案的《民事裁定書》,裁定:蘭世立和東星集團與融眾集團和謝小青有關湖北東盛房地產案,發回湖北省高院重審,最高院認為一審「基本事實不清」。此前不久,東星集團也收到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鐘祥風景區經營權案」的《民事裁定書》裁定:湖北東星集團有限公司與鐘祥政府下屬的鐘祥旅遊投資開發總公司鐘祥風景區經營權一案,發回荊門市中院重審。陳有西認為,這兩份裁定書意味著蘭世立此前所承受的一切確屬冤案。

東星集團與融眾關於東盛地產的股權糾紛案,一波三折,終於三月二十六日在湖北省高院重新開審。按照東星集團的說法,東盛地產價值高達二十億元人民幣,該案的審理結果將直接決定蘭世立能否東山再起。目前,東星集團擁有的有效資產只有位於湖北鍾祥的一處景區。員工僅剩百人,勉強收支平衡,其他資產均處於爭議狀態。

從顧雛軍、蘭世立被打擊、被抓開始,緊接著就接連發生陝北油田、鐵本事件、日鋼重組和山西煤礦國有化等事件,和其他一系列民營企業被整治的情況。顧蘭事件揭開中國當時國進民退,民營企業備受打擊的序幕。因此,這些案件具有鮮明標杆意義。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中,司法領域發生多起有爭議的民營企業家司法案件。顧雛軍、蘭世立的個人命運成為企業界、司法界和思想界關注的焦點。

需衝破既得利益集團

三月中旬落幕的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中南海新一屆政府把改革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已在路上,利益格局的調整充滿博弈和較量。改革啟動之初,鄧小平就有一句名言,「殺出一條血路」;今日闖入全面深化改革階段,中南海又反覆強調,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背水一戰的氣概」,改革似乎真的越來越像一場戰役,像一次革命。一個獲得多數人認可的改革,為什麼在現實中往往難以實施,因為有既得利益集團阻撓。這種既得利益集團,人數雖佔少數,但因其掌控著雄厚的資本與行政權力,顯得相當強勢。所以,要使改革得以推進,必須衝破既得利益的藩籬。

改革的「硬骨頭」究竟是什麼?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學家厲以寧將其歸結為兩大問題:一是利益集團,二是制度慣性,也叫路徑依賴。「利益集團認為改革有損於他們的利益,因此有各種不同的反應」。「老路走慣了,走新路總是這兒也不合適,那兒也不合適,走老路總是最保險的。」厲以寧認為,這兩個問題都需要在改革中解決。

國企改革是當下改革最熱話題之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目標,指明了國企改革的方向。當下,在新一輪「國退民進」的爭論中,值得期待的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指導意見》已經上報,預計不久後出台。「發展混合所有制」是這一輪國資改革重頭戲,而混合所有制改革,需對國企分類監管,對競爭類、功能類和服務類三者以什麼標準劃分,存在不同聲音。

新一輪改革緊鑼密鼓。國資改革從哪些層面入手?三月,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圈定了將向非國有資本開放的七大領域,制定非國有資本參與中央企業投資項目的辦法,在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領域,向非國有資本推出一批投資項目。報告強調完善產權保護制度,「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給民企參與國資改革、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吃下一顆定心丸。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說:「改革是改變過去企業中包括股權、激勵、決策等方面的動作。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造,甚至說要鼓勵形成民營資本控股的股份所有制。但目前,大家還是在觀望,究竟是真還是假,到底是餡餅還是陷阱,不是特別敢去做。對於混合所有制怎麼搞,國企心裏沒數,民企心裏沒底。」張文魁認為,如今很多民營企業家,經過過去十年風風雨雨,早就將顧雛軍等這樣一些案例牢記在心。他認為要讓文件精神成為一種可信,必須要有判例,而發生在零五年的顧雛軍案件是個很好標竿。讓一個建立在客觀真實,以法律為準繩上的判決,這樣才能給民營企業信心。

顧雛軍案證人不許出庭

原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胡德平說,顧雛軍案涉及面很廣,涉及五個上市公司,牽連廣東、江蘇、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天津、香港八地,資產幾十億,職工數以萬計,股民數以百萬計。顧雛軍提供的證人就有上百人,但無人被容許出庭作證,或進行質證。法院不但不通知證人出庭,連新聞記者都不允許旁聽。整個庭審沒有一個辯方證人出庭;控方證人數百人,只有一人出庭。不免讓人痛心:法律的尊嚴、公民的榮辱、企業的成敗太淒涼了。自改革開放之日起,即漸漸進入法治社會,應以法治國。如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理念,人們對判案結果也會不信、不服,最終成為笑談。

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說,中國的民營企業凡是做大了,危險可能就來了,有人就要覬覦你的財產。顧雛軍的案子就是,有人想侵佔這一批資產,於是誣告罪名。怎麼保護企業家,得靠動員社會力量。現在法律進步也是社會推著走。民營企業家覺醒了,自己的財產沒法保證,自己的生命沒法保證,還能幹什麼?所以現在要爭取法理,爭取自由,爭取自己的權利。不僅是顧雛軍案,還有其他涉及侵害民營企業家權利的案件都拿出來,那麼才有可能透過這些推進改革,推進進步。

踏入四月,備受關注的上海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有望提速。一些企業集團的改革方案初稿完成。本輪上海國資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將是一條主線。綠地集團已經成為上海國資系統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一個標竿企業。四個月前,綠地啟動增資擴股並引入戰略投資者,旨在進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促進企業更加市場化和多元化。近日,綠地集團又借殼金豐投資,實現了整體上市。華誼集團旗下擁有三家上市公司,華誼將選擇其中一家成為整體上市平台,其他上市公司平台也有動作,引入戰略投資者。集團將探索聯合多元,積極推進合資合作,加大走出去步伐。特別要推進與跨國公司和民企的合作,透過併購、重組、新建等多種途徑,實現跨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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