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說他當時感覺到「新民主主義」只是奪取政權的口號，而不是新的社會理想，他覺得被矇了，原來領導說的是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王蒙又做出了批判。
1953年3月糧食供應出現緊張局面，農村鬧糧荒吃不飽，於是同年11月起陸續取消油料、布匹的自由買賣，改為「統購統銷」；1955年開始實施糧票、布鞋票、煤票等各類型的票券，一切採取配給制度。1957年又實施「大躍進」盲目增產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該運動最終難以為繼，1960年冬這場脫離實際的運動失敗叫停。
1958年夏季中共實施齊頭式的平等而推行人民公社，全體一起吃大鍋飯，農民失去了生產所得擁有權，嚴重傷害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反而陷入困境之中。王蒙再度表達異議。
人民公社是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產物，到1993年才終止。而台灣於1949年實行「三七五減租」，1951年推動「公地放領」，1953年落實「耕者有其田」，重視私人財產，與中國大陸的公有制度形成強烈對比。王蒙應該知道只是不能講。
曾任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金春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香港開明書局，1992）中明確指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都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思想指導下出現的，當時統稱「三面紅旗」，結果造成急於求成的重大錯誤。1953到1960年對均貧的大陸而言是一個崢嶸的歲月。
金春明也強調毛澤東因為巨大的功績而變得驕傲聽不得歧見，更容不得刺耳的話，造成由「糾左」突然變成「反右」的結果。
歷史不能常駐更不能返回
王蒙提到住房問題，指出政府取消私有制，房舍由國家、單位來分配，談到分房就會爭個頭破血流、群眾惡鬥。而中華民國的《土地法》自1936年起就開始實施，建築與土地合一，住者有其屋，無力購屋的公務人員則分配宿舍，到台灣繼續實施。
王蒙說1949年後，「人民政府的政績、效能、強勢，名揚四海；共產黨的旗幟鮮明奪目、頌歌盈耳」。但是他又說「歷史不能常駐，更不能返回；高潮不等於永久，歡呼不可能長久，盛極必衰、樂極生悲、水滿則溢、月盈則虧。激情能造成奇蹟也能成為偏執，熱烈能造成效能也能變成蠻幹。」，王蒙對毛澤東王朝的作為說出了心裡的話。
王蒙指出沒有不分青紅皂白的政治運動，大躍進與大饑荒，尤其是玉石俱焚的「文化大革命」，又怎麼會有信仰、信任、信用的「三信危機」？1958年他被當成右派進行自我批評，但現在他承認時興的是「表揚與自我表揚」。群眾起不了作用，只有「領導說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對於領導不服不行」。在台灣遇到這種狀況，有骨氣的部屬多離開崗位，另找頭路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