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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聖恩觀點:中共不革命行嗎?

2021-08-01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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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在《不革命行嗎》書中,文章的轉折、批判與頌揚,過場描述得好像船過水無痕。(資料照,歐陽聖恩提供)

王蒙在《不革命行嗎》書中,文章的轉折、批判與頌揚,過場描述得好像船過水無痕。(資料照,歐陽聖恩提供)

這是一個極度敏感的標題,任何領導者聽到革命都要竭力阻止,維護既有的政權和利益。中國大陸從1927年國民黨左右派嚴重分歧時,蔣介石於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發動「清黨」,把共產黨驅逐出國民黨。1927年8月1日由朱德發動南昌兵變,成立三個軍團,在江西建立革命基地蘇維埃區,開始對抗國民黨,中國改朝換代的革命之火從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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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是論述長達22年的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革命,而是介紹中國大陸前文化部長王蒙的《不革命行嗎》(時報出版、2013),對其論述提出不同的看法。

舊中國氣數已盡必須革其命

這本書雖然強調國府氣數已盡,必須「革舊中國的命」(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又「推崇文化大革命」,但僅是全書的部分內容。王蒙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即使如此紅透透逢迎拍馬,在書中還是透露出對毛的「批判」與「懷疑」(其實就是反對與不滿)。這是本文的重點。

我在大學任教「傳播社會學」和「社會學」,當然了解批判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性。其中尤以1920年代初期德國學者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所創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極具代表性:

1.透視事物的世界,以揭發底層的人際關係(The Human Botton of Nonhuman Thing)。

2.透過對事實或現實的批判與否定,來喚醒或轉變群眾的意識,破除他們原有的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來喚醒群眾自發性的行動來改革社會現狀,邁向合理的社會秩序。

3.具體而言,「理論的批判」、「意識的啟蒙」、「集體行動」必須知行合一,批判理論才有轉變社會的實質力量,引發社會變遷,達到改變不合理現狀之目的。

從兩岸歷史中我也深信鬥爭是人類的劣根性,黨同伐異、朋黨之爭、吃裡扒外扯後腿、西瓜偎大邊是不變的真理。

這本書雖然歌頌共產黨,甚多歪理正說,但許多隱喻和事實仍值得我們深思。

王蒙的兩極化評價

作者王蒙在1945年13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23歲在「反右」鬥爭中落馬,1986到1989年卻當上文化部長、全國政協常委。因為他走對路線,能在鬥爭中度過,文革浩劫後又步步高升;其評價是兩極化,我認識的許多大陸友人都不認同此人。

「看到政治人物的浮沉升降榮辱進退,你可能羨慕佩服、想躍躍欲試、或憤懣無奈、牢騷滿腹,因為政治不可能像數學、力學、哲學般冷靜不變」,王蒙開宗明義地說,也看出他的判斷力與觀察力。

王蒙在1945年13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23歲在「反右」鬥爭中落馬,1986到1989年卻當上文化部長、全國政協常委。(資料照,歐陽聖恩提供)
王蒙在1945年13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23歲在「反右」鬥爭中落馬,1986到1989年卻當上文化部長、全國政協常委。(資料照,歐陽聖恩提供)

王蒙批判蔣介石對「勝利」完全沒有準備,只是急忙地找美軍陸戰隊接收平津(北京、天津),使國人敏感的愛國主義受到挫傷。國府的接收完全脫離群眾,一點也不懂作群眾工作、走群眾路線。統治者的日益無能化,促使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日益反對化、革命化,這樣的舊中國還混得下去嗎?

「舊中國是一個空心的存在,等候滅亡的大膿包,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王蒙的認知其實就是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與仇視蔣政權的心態。事實上舊中國淪落到此地步,是受日本侵略蹂躪14年所致(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抗戰勝利),日本在原子彈的蘑菇雲中放棄「一億玉碎」的全民作戰,無條件投降。日本的惡行罄竹難書,是造成中國分裂的惡魔與元凶。

引用毛澤東話「不革命行嗎」

王蒙看到的只是軍民大量傷亡、殘破疲憊的國府,就引用《尚書》所記載「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人民反對夏桀的激烈口號,來比喻中共解放行動的合理性。更說中南海演出京劇「白蛇傳」,劇情進展到法海制服白素貞,關到雷峰塔下壓住,毛澤東憤然起立,大聲喝道:「不革命行嗎」?

王蒙說:一個階級一個圈子病入膏肓,你不乾脆將它徹底火葬,難道還讓它半死不活地苟延殘喘?那不是只能延長歷史的陣痛?1947到1948年,解放軍實力已不弱於蔣介石,實力反過來爭奪了民心,每場勝戰都為自己爭取了擁護者;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的浩氣更贏得拳王泰森(Mike Tyson)崇拜,將毛澤東的頭像刺青在自己胳膊上。遺憾的是這位時常製造麻煩的拳擊名將從此沒有在比賽中贏過。

王蒙到了新疆後才知道,過去當地百姓愛說的是「老天爺在,一切自有道理」。解放後,人們的口頭禪變成了「有組織在,我們怕什麼」?王蒙的話說到毛澤東與共產黨心坎裡。

對中共蠻幹不以為然

但是話鋒一轉,批判來了!他回憶在1951年冬,冠冕堂皇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的「三反」及反漏稅、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反偷工減料等的「五反」運動展開。北京市召開全市中學教育系統「鬥爭大會」,當場不問青紅皂白就將王蒙的母校河北高中校長扣上手銬,視為大老虎(貪官)關進大牢,後來證明是件冤案。

王蒙指出,運動初期敢幹、硬栽、蠻幹,以「有罪定論」來打開局面,弄個天翻地覆,運動後期網開八面一笑了之,冤案自認倒楣。革命帶著幾分二桿子勁、猛打猛衝、又拚又鬧、連撕帶咬,王蒙終於見到搞運動原來是這樣轟轟烈烈的進行,並表示難怪文革期間的樣板戲「杜鵑山」裡,主角雷剛唱道:搞革命有這麼難嗎?

前面兩段敘述顯示王蒙對中共的蠻幹亂幹是不以為然的。

1950到60年代兩岸成強烈對比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運動快速結束,王蒙鬆了一口氣。他以為新中國建立後會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建設,沒想到才過3年,毛澤東就宣布開始搞社會主義,其說法是1949年革命者奪取了政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接下來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

王蒙說他當時感覺到「新民主主義」只是奪取政權的口號,而不是新的社會理想,他覺得被矇了,原來領導說的是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王蒙又做出了批判。

1953年3月糧食供應出現緊張局面,農村鬧糧荒吃不飽,於是同年11月起陸續取消油料、布匹的自由買賣,改為「統購統銷」;1955年開始實施糧票、布鞋票、煤票等各類型的票券,一切採取配給制度。1957年又實施「大躍進」盲目增產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該運動最終難以為繼,1960年冬這場脫離實際的運動失敗叫停。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毛澤東實行的一系列「革命」,造成極大的災難。(資料照,歐陽聖恩提供)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毛澤東實行的一系列「革命」,造成極大的災難。(資料照,歐陽聖恩提供)

1958年夏季中共實施齊頭式的平等而推行人民公社,全體一起吃大鍋飯,農民失去了生產所得擁有權,嚴重傷害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反而陷入困境之中。王蒙再度表達異議。

人民公社是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產物,到1993年才終止。而台灣於1949年實行「三七五減租」,1951年推動「公地放領」,1953年落實「耕者有其田」,重視私人財產,與中國大陸的公有制度形成強烈對比。王蒙應該知道只是不能講。

曾任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金春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香港開明書局,1992)中明確指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都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思想指導下出現的,當時統稱「三面紅旗」,結果造成急於求成的重大錯誤。1953到1960年對均貧的大陸而言是一個崢嶸的歲月。

金春明也強調毛澤東因為巨大的功績而變得驕傲聽不得歧見,更容不得刺耳的話,造成由「糾左」突然變成「反右」的結果。

歷史不能常駐更不能返回

王蒙提到住房問題,指出政府取消私有制,房舍由國家、單位來分配,談到分房就會爭個頭破血流、群眾惡鬥。而中華民國的《土地法》自1936年起就開始實施,建築與土地合一,住者有其屋,無力購屋的公務人員則分配宿舍,到台灣繼續實施。

王蒙說1949年後,「人民政府的政績、效能、強勢,名揚四海;共產黨的旗幟鮮明奪目、頌歌盈耳」。但是他又說「歷史不能常駐,更不能返回;高潮不等於永久,歡呼不可能長久,盛極必衰、樂極生悲、水滿則溢、月盈則虧。激情能造成奇蹟也能成為偏執,熱烈能造成效能也能變成蠻幹。」,王蒙對毛澤東王朝的作為說出了心裡的話。

王蒙指出沒有不分青紅皂白的政治運動,大躍進與大饑荒,尤其是玉石俱焚的「文化大革命」,又怎麼會有信仰、信任、信用的「三信危機」?1958年他被當成右派進行自我批評,但現在他承認時興的是「表揚與自我表揚」。群眾起不了作用,只有「領導說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對於領導不服不行」。在台灣遇到這種狀況,有骨氣的部屬多離開崗位,另找頭路去了。

「勝利最大的危機是迷信原先取勝的方法,以為用同樣的方法能夠取得後續的勝利」,王蒙在書中指出毛澤東可能在1949年之後太沉迷於他的鯤鵬展翅,呼風喚雨、橫掃千軍;因此發動群眾大搞運動,進行批鬥,不斷革命,不斷躍進,從不停頓。但他又贊成毛澤東建國初期的「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將國府趕到海角一隅。

王蒙哀悼悔恨萬民打麻雀

1955到1956年冬中共展開「除四害」的大行動,王蒙親身經歷了其中「萬民打麻雀」的奇觀。人人都爬上屋頂,手持竹竿,在空中裝網子、用彈弓、敲鑼打鼓吹口哨,把飛鳥嚇得倉皇飛逃,無處棲息降落,於是累得一隻隻倒栽蔥的直線落下,引起民眾一片歡呼。

在舉國滅雀之後的幾天,各商店餐廳就開賣炸麻雀,大家吃麻雀吃到怕,王蒙表達了對麻雀生靈的哀悼與悔恨,認為這是很殘忍的舉動。1956年4月,毛澤東卻表示沒有關係,如果打錯了,可以再從國際市場進口一些麻雀。充分顯示做錯了,調整過來就是了,不足掛齒,不以為意。

對毛澤東又捧又貶下筆高明

王蒙是作家也是文化人,所以除了擔任文化部長之外,也曾做過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因此他引用《易經》中「大人虎變」的比喻,說大人物是變幻莫測,就像老虎的斑紋,一會兒一變。並說李白詩曰:「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他在打「尋常」這兩字的時候,竟然出現「建黨」兩字,螢幕上顯示的是「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建黨人」,這種不切實際的說法若非愚民就是表達忠黨輸誠。

王蒙基本上是不滿毛澤東建國初期的各種做法,共產變成共慘。在鄧小平重新上台後,他對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又捧又貶。王蒙說毛澤東太偉大、太有特點,沒有毛澤東,中國的革命未必勝利。

王蒙還舉例說,1959年毛澤東接見參加新中國10周年慶典的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毛澤東穿著泳褲披著睡衣在中南海接待,並要求赫魯雪夫先下水再談,赫魯雪夫在寒冷的北國從不游泳也不會游泳,大為狼狽。這讓我想起蔡英文到機場站著接見坐著的3位美國聯邦參議員。

赫魯雪夫(取自維基百科)
毛澤東批判赫魯雪夫(見圖)的蘇修(往市場機制靠攏)路線,造成蘇聯與中國交惡。(取自維基百科)

王蒙另一方面稱毛澤東是高山仰止的巨石,可是「好花也要綠葉扶,太陽也要月星襯。毛澤東越來越偉大,其他的一切越來越糞土;一座孤零零的高峰,讓人有說不出的悲涼感與寂寞感,甚至是頹喪感,偉大是不可能孤家寡人啊」!他對毛澤東的獨斷專權用隱喻來表達。

認同文化大革命成最大敗筆

王蒙對文化大革命的認同是這本書最為人詬病之處。他曾說若無玉石俱焚的「文化大革命」,又怎麼會有信仰、信任、信用的「三信危機」?但王蒙又表示體認到通過批判資產階級,才能保持毛澤東的理念純潔性。王蒙指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群眾運動永遠有理,讓群眾鬧起來再說,這樣的千軍萬馬,怎麼幹怎麼對,怎麼幹怎麼勝利」。我佩服大陸群眾有膽量幹得到,施明德號召百萬人包圍總統府,還是不敢衝進總統府。

王蒙認為所有的體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壓制大多數、保護少數,使不平等變成永遠。各位看倌心有戚戚焉吧!

對於文化大革命,王蒙透露了一個緣起。他說:毛澤東為了思想改造,批海瑞罷官、批胡適、批武訓傳、批赫魯雪夫,最後在杭州西湖畔風光旖旎秀麗醉人的地方,策劃了史無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卻又風雲激盪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是王蒙肯定文化大革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中國人與中國共產黨應該幹這個活,這是中國人的歷史與國際責任。

事實上若沒有這十年黑暗的文革鬥爭和破壞,今天中國的強大絕不止於此。王蒙當上高官,屁股決定腦袋,說了違心之論!

拿起筷子夾肉放下筷子鬥爹娘

文革的紅衛兵受到毛澤東「造反有理」的支持全面鼓動清算造反,批鬥迫害黑五類,引起葉劍英、陳毅、聶榮臻等老軍頭憤怒,未料遭到毛澤東嚴厲指責。毛澤東宣布為接班人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指為是最大走資派, 是叛徒與內奸,遭開除黨籍迫害致死,被株連判刑的有2.8萬人。

劉少奇
劉少奇(見圖)原為毛澤東接班人,最後卻被毛澤東鬥倒。

此外更引發大字報爭戰與暴力行動,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喪,整體經濟遭嚴重影響,受迫害人數以千萬計,大量文物古蹟在「破四舊」中遭到破壞,連黨的喉舌文匯報與解放報都被造反派奪權。

全面鬥爭蔓延到全中國,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啟立都不解這些年輕人「怎麼拿起筷子夾肉,放下筷子鬥爹娘」。右派份子慘遭批鬥,紅衛兵胡作非為,暴行傳染了全世界。

厲害高明的政治文化人

可是王蒙對鄧小平和以後幾位領導人是讚揚認同的,他訪問義大利時,當地女記者表示後悔參加了共產黨,因為蘇聯出了史達林的獨裁專權,中國又出了倒行逆施的文化大革命。王蒙對女記者說:鄧小平的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扭轉了乾坤,中國已經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共產主義堅定的意識形態和中國強烈的大民族主義沛然莫之能御,王蒙究竟是一位厲害高明的政治文化人,文章的轉折、批判與頌揚,過場描述得好像船過水無痕。然後在文末以文化論說:「我們不能容忍對於我們國家民族與尊嚴的侵犯、分割與侮辱,這也是我們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文化」,不忘對國際和台灣警告一番!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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