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社會裏產生什麼樣的政黨，有著深刻的內在原因。若翻開政黨史，可以看到政黨的誕生、演變的規律。時至今日，政黨數量越來越多，演變速度也越來越快。長期以來，因為中共與西方政黨有太多不同，所以很多受西方思潮影響的人認為中共遲早會崩潰，變得與西方政黨大同小異。但中共迄今非但沒有崩潰，還在西方政黨屢屢顯露出嚴重問題的同時，創造出發展奇蹟。這讓越來越多的人產生疑問，中共究竟與西方政黨有哪些差異？
歷史傳統與文化根基有別
在不同歷史和文化背景下誕生的政黨，意味著彼此產生的基礎和土壤不同，也注定政黨理念、組織型態及其建立的政治體制會大相逕庭。西方文明史可追溯至古希臘時期，自那時起就存在城邦民主，且城邦國家林立，對外的海上貿易活動盛行。後來雖然出現過幾次大一統帝國，但存在時間有限，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貴族制。
換言之，在西方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並未出現明顯的中央集權大一統，世俗政權的力量一直不太強勢，盛行「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所謂國王只不過是最大的貴族或領主而已。即便是被人稱為專制黑暗的中世紀，也始終存在宗教權力和世俗王權的相互制衡。宗教改革後，世俗政權擴張，宗教神權退縮，但國王也必須聯合新興的資產階級才能一起對抗教宗。世俗政權的羸弱，使西方近代在反宗教神權和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並未形成對世俗政權的信賴，而是演化為一種個人主義本位的國家理性，強調社會契約精神，重視對個人權利的保護，限制國家權力，重視程序正義。
在不少研究者看來，正是因為西方缺乏中央集權大一統的歷史傳統，加之古希臘的民主文化淵源，所以在500年前地理大發現後，西方才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過程中，逐漸發展出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社會契約精神，形成一種「小政府、大社會」的傳統，並延續至今。
中國則是一部不斷走向大一統的歷史，雖然有過多次分裂，但最終趨勢仍朝向大一統，進而奠定中華文明的主體疆域。自秦朝以來，中國就摒棄周朝的分封制，建立在郡縣制基礎上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此後兩千多年裏，儘管分封制偶有復辟，但整體以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為主，而這套制度經歷了不同朝代的鞏固和完善後，在明清時期達到頂峰，既和古代「大一統」思想有效鞏固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發展，又使得中華文化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沒有斷流的文化。
相較於西方文化中強烈的個人主義傳統，以儒家為主體的中華文化誕生於農耕社會，形成了以「家庭」為中心的「家－國－天下」秩序，與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相輔相成，重視人倫和道德修養，強調「秩序」和「統一」，具有濃厚的集體主義傾向。在認知方面，與西方重視純粹理性不同，中華文化主張經世致用，強調實踐理性，孕育出豐富的道德文化。在國家治理方面，西方講求性惡論，發展出完備的法治系統，而中華文化推崇性善論，故存在重禮治教化、輕法治的傳統。
（相關報導：
中國基督徒用習近平像取代耶穌？美國之音：50年後， 又有人在爬向神壇
｜
更多文章
）
意識形態的差距
正是因為中西截然不同的歷史傳統和文化根基，所以不同背景下產生的中共和西方政黨，自然在意識形態、組織型態和政治體制上存在明顯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觀點。
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築（指社會思想與制度等）的組成部分，會對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產生潛移默化的指導性作用，同時也會對經濟基礎產生反作用。尤其是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更對社會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西方政黨之間儘管並非鐵板一塊，不同政黨的意識形態有著區別，但大多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即自由民主理論。該理論先是承認人的尊嚴和價值，認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主張群己權界，每個人都是獨立的主體，只要不侵犯他人，皆有自由的權利。在政治上，它既認為政府是避免所有人與所有人戰爭的必要之舉，又擔心政府這頭「利維坦」（Leviathan，古代傳說中象徵邪惡的海怪）濫權，所以必須透過分權制衡和憲政，限制並規範政府權力。應該說，相較於容易釀成暴政的君主專制體制，這種理念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彰顯出自由和民主，因此不少人認為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
同時中共尊奉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中國傳統文化一方面非常重視人民的整體利益，有一種民本主義的思想，認為「民惟邦本」、「民貴君輕」和「民水君舟」；另一方面卻不迷信民主，也不贊同民治，提倡為民做主。在中國古代思想家看來，社會多數人並不具備足夠的理性和能力進行民治，所謂「同是人，類不齊，流俗眾，仁者希」，故應該透過制度設計把德才兼備的菁英選拔出來，由他們來實現「保民－養民－教民」。至於馬克思主義（Marxism），本源自西方，卻與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文化傳統有諸多耦合之處，比如共同的集體主義價值，都重視歷史傳統與人的中心地位、都強調辯證思維和實踐理性，加之一些歷史原因，在中國獲得遠超過西方的接受度，重塑中國人的政治話語體系。
目前自由民主理論有西方強大的國家硬實力作為後盾，加之中共正陷入理論危機，暫時未能整合傳統文化、馬列主義和西方文明，提出一套邏輯自洽的理論體系，故中共在意識形態上處於守勢。即便如此，若想理解中共與西方政黨的差異，就不能不瞭解其背後的意識形態。
政黨組織型態和結構有別
以組織型態和結構的嚴密化程度而言，西方政黨大體分為兩種：剛性政黨和柔性政黨。剛性政黨的黨章相對嚴謹，具有一貫性，黨紀相對嚴格，黨員實行登記制度，不能隨意參加，各級黨組織職權明確，黨的領導人有較大權力。這種政黨在歐洲比較常見，特別是傾向於工人群體的政黨多屬於此類，如英國工黨(Labour Party）和法國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柔性政黨的黨章則比較模糊，黨紀相對鬆散，甚至沒有黨員登記制度，各級黨組織職權比較隨意，往往在選舉期間才發揮作用，且主要以協助候選人競選為主，沒有實質領導權，美國的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即屬於此類。
（相關報導：
中國基督徒用習近平像取代耶穌？美國之音：50年後， 又有人在爬向神壇
｜
更多文章
）
而中共的組織型態和結構則完全不同，它的黨章非常嚴謹、明確，黨紀十分嚴格，入黨程序複雜、門檻高，幾乎實行軍事化管理，在思想和行動上高度統一，嚴格禁止一切公開的或祕密的派系活動，各級黨組織屬於垂直管理關係，黨的領導人在民主集中制的架構下擁有最高領導權。
為什麼會有這種區別？差異在於西方政黨普遍產生於選舉民主體制之下，以程序正義為核心的法治相對完善，使得它們能夠透過和平的選舉運作掌握政權，而西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盛行，注重個人的理性作用，嚴格的黨紀制度缺乏市場，加之西方社會的發展至今已相對成熟，治理挑戰相對有限。反觀中共誕生於一個有著數千年君主專制傳統，且內憂外患、軍閥常年戰亂不止的近代中國，它要面對的是「兩千年未有之變局」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挑戰，不是「要不要選舉」的問題，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問題，缺乏透過選舉以改變國運的條件。這種現實，令中共注定只能是一個列寧主義（Leninism）政黨和革命黨，而不是一個選舉黨。
對革命黨來說，要實現革命理想，必須在黨內建立嚴密的組織結構和紀律，以達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效果。當然，像中共之類的列寧主義政黨革命成功、掌握政權後，又無一例外地面臨著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挑戰，特別是如何兼顧維持政治秩序穩定，還要展現多元和民主的困境。
政治體制的區隔
政治體制是國家結構形式，指國家的權力安排方式及國家機關之間的關係，也被稱作政權組織形式。西方政黨賴以維繫的體制是選舉式民主，國家權力透過選舉進行轉移和分配。此種體制注重權力制衡，有政府、社會與公民權的劃分，有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的縱向制衡，同時有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的橫向制衡，以及政務官和文官的分工。此外，西方體制強調政府的「節制性」，政府不能過度干預市場，屬於「小政府、大社會」的範疇。
而中共建立的政治體制屬於威權體制，一黨執政是基本特徵，權力只能在執政黨內部分配，且黨居於絕對的主導地位，是廣義政府的領導者和構成主體，「大政府、小社會」的特徵明顯。當然，中共體制具有一定色彩的混合體制特徵，起主導作用的中共，有點像君主，匯聚名流的政協有貴族制特徵，人大和黨內民主制度又帶有民主制特色。
只不過民主的成分相對有限，而這種治理體系也有待改進。
本文所述四方面，不在比較孰優孰劣，只是揭示出二者的差異。對中共而言，包括意識形態危機、亟待治本的腐敗，以及去專制化，都是必須克服的嚴峻問題，要透過借鑑和吸收人類社會已有的經驗以厲行改革。另一方面，那些長期受西方思潮影響的人士，也有必要放下意識形態的偏見，尤其是中共正積極透過中國崛起而傳遞出巨大外溢效應，成為不可迴避的現實情況下，理解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急迫。
（相關報導：
中國基督徒用習近平像取代耶穌？美國之音：50年後， 又有人在爬向神壇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