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學運領袖，成了他一輩子背著的符號。台北的日常生活中，會有人把他認出來，「正在吃飯，你要把一碗麵放下回答別人的問題」。當他回過頭來，發現桌上的麵已經涼了。但他又覺得有所收穫，「就像被人拍了拍肩膀，人心的溫暖，比一碗麵的溫度，重要多了」。
他也面臨著指責與攻擊，不僅來自於外部的「五毛」（他堅信博客上的許多留言是有組織的行為），也來自於民運陣營之內。一度他的體重也成了譏笑的對象。外甥女看到博客上的那些謾?，難過地對他說：「舅舅，怎?有人這?惡毒啊？」他回答說：「這說明了一件事，我是好人這邊的，我是天安門學生啊。」
也許只有談到家人時，更容易讓人產生與他相同的感受，但他並不願意展示更多細節。「王丹可能更願意表現他感情豐富的部分，我更願意保留在自己的個人生活裏。」
每個流亡者都是一座孤島
六四流亡者中，每個人都彷彿是一座孤島，性格、命運也各不相同。王丹成了台灣的大學教授，韓東方在香港經營勞工NGO，柴玲在美國進入商界，在二零一一年以公開信的形式，表達了對當年的中國領導人和士兵的原諒。而以財富衡量，最成功的可能是李祿，他成為了「股神」巴菲特的副手，甚至還曾以陪同巴菲特的機會，回到過中國。
把日曆翻回到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吾爾開希、李祿等八個逃亡者，匯集到法國一處農舍，在草地上聚會討論未來。六四事件過去了剛好一個月。嚴家其在後來的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當時有個人說，「為了中國的民主，大家都應該成為『職業革命家』」。
沒有人成為真正意義的職業革命家。問及吾爾開希，他已經不記得那場聚會的細節了。但可以確定的是，那時的他並不知道，一場曠日持久的流亡之旅，剛剛開始。
（本文節錄自亞洲週刊第27卷49期，請參閱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386214762664&docissue=201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