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亡的最初，父母與他的通話中，總是欲言又止，還告誡他「不要反政府」。但在一九九二年的某次通話裏，在一番沉默後，父親突然對他說，「祝你們爭取一個沒有恐懼的社會的努力早日成功」。
「你不覺得那句鼓勵很了不起嗎？」吾爾開希相信在那時的環境下，電話是被有關部門監聽。
二零零零年時，應台灣音樂人陳昇請求，他寫了首詩，後來陳昇譜了曲。詩的名字叫《爸爸》。「爸爸你昨夜來到我的夢中，夢中我看著你無語，後來我又把被子踢掉的時候，你笑著搖了搖頭。怎?別人說我們一模一樣，而我卻覺得你我天壤之別……」這首詩似乎有他自己的影子，一個體制內官員家庭，卻誕生了一個長著逆鱗的兒子。
二十多年之後，他還會想起當年家的樣子。「我爸媽非常愛我，我也非常愛他們，他們教會我許多東西，堅強、勇敢、不屈服……」他的語速慢下來，「擁有母愛的孩子，是征服者」。
流亡是一種精神酷刑
吾爾開希在北京長大。某些時候，他甚至會對流亡產生一種幸運感，「能夠在海外，跟那?多劃時代的思想家對話、學習，這些機會在國內想都不敢想」。他的際遇算是成功，他的主業是做生意，而副業是政治評論，文章刊發多家報紙，他還娶到了一個家境富有的台灣太太。儘管衣食無憂，流亡仍然是一種精神酷刑，每年六月生出的那種惆悵感，只是痛苦的一小部分。
《唐山大地震》在台灣上映時，他帶著太太去看。電影裏的懷舊細節，讓他感觸頗深。「我當時也有這?一件海魂衫」、「我也用過那種書包」、「我也吃過那種冰棍兒」，他不斷和太太解釋。當看到電影裏母女的重逢時，他哭了，想到了自己。
即使在心情最為愉快的那一天，比如兒子的出生，他承認，流亡者的感覺也從來不會真的消失。
二零零九年的最初幾個月，吾爾開希的情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六四二十週年，對應於我們流亡在外的人來講，是一個心理上很難逾越的時間點。我們原來想著也許流亡五年就要回去，一晃眼已經二十年，難道我們這一輩子就永遠回不去了嗎？」
另一方面，隨著一些學生領袖離開了民運陣營，也讓他感到索然。「也許放棄倖存者的負罪感和使命感，我會舒服得多。」這讓他非常痛苦。他害怕被人遺忘，但他強調害怕不是因為自己被遺忘，而是那段歷史，「遺忘是人類重複歷史悲劇的主要原因」。
「既然大家管我叫學生領袖，我也接受了這個名詞，享受了它給我帶來的各種榮光，我就要對它有種責任感。」他說。但某種意義上，這個身份也在無形對他進行綁架，「大家會期待我發出批判中共的聲音，這方面我也盡量在做，可能做得還不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