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過我搬到北區的決定讓伍哥一時間無法理解，但真正為此感到不安的事我拖車公園的鄰居們。我把這事兒跟拉蕊說的時候，她幾乎是用喊的說：「不不不，麥特，你不知道那裡有多危險。」畢可也在一旁「附議」：「他們那兒可不買白人的帳。」
不過實際上，白人在貧民窟裡還是享有一些特權。比如說明明兩宗獨立的槍擊才剛在我的門前發生，警察對於我的作為還是比較客氣而且速戰速決。後來我看著一名警官把巡邏車開到阿琳大兒子傑傑的旁邊，他說話的口氣馬上變成：「老兄，你怎麼這副德性！」（傑傑有學習障礙，所以走路慢，說話也慢）。我走出公寓想看個清楚，那位警官往我這兒看了一眼，隨即驅車離開。話說要不是他看到現場有一個白人男性手拿記事板，很難講事情再來會如何發展。
像這樣的場面是常態而非例外。就拿克利絲朵跟凡妮塔跟第十五街那位歧視人的房東來說，雙方交鋒時我人就在外頭的車上顧凡妮塔的小孩。克利絲朵跟凡妮塔一回來，就立刻向我轉述了事情的經過。我從出租招牌上抄下了房東的電話號碼，然後隔天打了通電話過去。我跟男房東約在跟克利絲朵、凡妮塔一樣的地方，然後我月收入報一千四百美元（跟凡妮塔跟克利絲朵加起來一樣）。我另外說自己有三個小孩（跟凡妮塔相同），還說我想租有浴缸的房子。聽完房東說他有另外一間房子要租，甚至還開他的紳寶載我過去。我向民間組織公平住房委員會檢舉了他，但對方收受完報案也沒有下文，電話也沒有回我一通。
市中心的朋友對我算是「呵護備至」，生怕有人會欺負我。像拉瑪會飆罵他身邊那群像他兒子似的「猴囝仔」：「鬧夠了沒！」，意思是叫他們不要再跟我要錢了（雖然只是一美元）。有一天在民宿，樓下一個叫Ｃ.C.的鄰居問我有沒有幾塊錢可以借她，她要買垃圾袋。我給了她，然後不以為意地回家接著寫稿。但這事兒讓伍哥的年輕姪女，也就是當時跟我們住在一起的凱莎（Keisha）給看到了。她盯著C.C.離去，然後自稱看到C.C.打電話給藥頭。我對這情形並不清楚，一會兒也就自顧自買東西去了。伍哥回到家，從凱莎那兒聽到這個情形，就立刻氣沖沖地打了電話給我。「麥特，你不准再給她一毛錢了！」他劈頭就說。「他們覺得因為你跟我們不一樣，因為你不出身這附近，所以他們就可以這樣揩你的油……，我這就他媽的去樓下叫他們把錢還你。」
「那個，伍哥，是這樣……」
「就這樣了，麥特。」
伍哥掛上了電話。我不知道他後來跟C.C.說了什麼，但總之我回到家之後，C.C.在門外有事找我。這會兒她的打扮是假髮、七分褲、遮不了多少肉的削肩小可愛，還有綁帶多到像羅馬鞋的高跟鞋。她把錢還給了我，而我並沒多問錢是怎麼來的。
我感覺心如刀割。「你太保護我了，」上樓之後我這麼跟伍哥說。
*作者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為哈佛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同時也是「正義與貧窮計劃」（Justice and Poverty Project）的共同主持人。本文選自作者2017年獲得普立茲獎的新著《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時報出版）。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