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秋天，目送史考特、拉蕊跟潘還有奈德被從拖車公園中被驅離之後，我開始在密爾瓦基北部找新的地方落腳。有一天我把這事兒說給了保全員伍哥聽，他是托賓為了安撫威科夫斯基議員而不得不雇用的其中一名保全。伍哥的本名是金波，但他逢人都叫人用小時候的綽號叫他。伍是個很容易跟人混熟，也想跟拖車公園裡每個人都當朋友的的黑人。他習慣穿著6 XL的特大號T恤，上面還掛著他從軍需品店買來的勳章。
「你說你想搬出去到銀泉那邊嗎？」伍哥問，他想的是密爾瓦基從黑人市中心過渡到北邊郊區像格倫岱爾與布朗迪爾的地區。
「我想的比較是市中心，」我澄清了一下。
「你想去住馬凱特那邊？」伍哥不可置信地追問了一句，他說的馬凱特是指鬧區那間由耶穌會創辦的馬凱特大學。
「不是馬凱特大學，我是想找個市中心的社區來住。」
伍哥瞇起了眼睛看我，他大概想自己是聽錯了吧。這之後我們又聊了好幾次，伍哥才弄懂我是真的想要住在北區，而且是想要去住他出身的那種社區。那種社區的路標都是綠色的，不像密爾瓦基西北郊區的沃瓦托薩用藍色的路標。瞭解我想幹嘛之後，伍哥就問我要不要去第一街跟洛克斯特街口的民宿當他室友，租金含水電是四百塊美元。我接受了他的提議，把錢付給了房東跟房東太太：舍蓮娜與昆汀。
這間的民宿是在一棟雙拼公寓的二樓，白色的外觀有著綠色的輪廓。伍哥跟我共用同一個客廳、浴廁還有廚房。怕室友「誤吃」你食物的話，廚房裡的壁櫥可以加上掛鎖。我的房間有窗，窗上像簾子般覆蓋著厚毯。一張大床底下讓我翻出了喝完的「經典冰啤」鋁罐、匿名戒毒會的宣傳手冊、（腳）趾甲剪跟一台硬塑膠提箱裝著的打字機。民宿後面是條巷子，巷子牆上標記有急就章出來的「幫派弟子」塗鴉，然後就是一個雜草叢生的小後院，跟一棵五月一到就會像在灑碎紙花一樣下起輕柔花瓣雨的櫻桃樹。從那時開始到二○○九年的六月為止，我都以這間民宿為家。
伍哥跟舍蓮娜說過我「在寫一本講房東與房客的書。」舍蓮娜答應讓我訪問，而訪到最後我也提出了我的訴求。
「舍蓮娜，我有點希望能當你的徒弟，」我說。怕她不懂，我進一步解釋說自己的目標是要「盡可能進入她的世界，從她的角度來看事情。」
舍蓮娜非常配合。「我答應你，」她說。「就照你的意思。」她熱愛她的工作，也以這份工作為榮。她希望外界知道「房東的辛苦之處」，她希望更多人停下腳步想想房東在幹嘛。
我開始使亦步亦趨地當起舍蓮娜的昆汀的影子。這之後他們不論是買新房子、篩選租客、把阻塞的汙水管道通好，還是遞送驅離通知，旁邊都有我的一雙眼睛。這跟我當托賓與連尼的跟屁蟲是一個意思。經由舍蓮娜，我認識了阿琳、拉瑪跟辛克斯頓一家。然後透過阿琳，我認識了克利絲朵，透過克利絲朵我認識了凡妮塔。孤單的多琳很開心我願意坐下來跟她聊天。在我捲袖子幫忙粉刷派翠絲的舊公寓之後，拉瑪跟我之間也開始有「融冰」的現象。而最後我能跟拉瑪「破冰」成功，是因為我打得一手好「黑桃王」，怎麼說在大學時代當消防員時我也玩了不少回。
阿琳算是比較棘手的案例。起初她拒我於千里之外，我跟她解釋書的時候她會一聲不吭。等我想說點什麼來避免冷場了，她又會打斷我說：「你不用一直講個不停。」她最擔心的事情是我是兒童保護局的臥底。「我不喜歡跟你講話，」阿琳在我們剛認識時的某次交談中提到，「不是因為你這個人怎樣，而是因為我過去發生的事情。我跟（兒福）體系交手的歷史太久，搞到我現在誰都不相信。」對此我回她說我了解，然後我拿了些自己以前出過的書給她看 – 經驗告訴我要在車上放一些自己的舊作，遇到這種想爭取信任的時候會非常好用。這之後我開始用非常漸進的速度跟阿琳互動，包括規定自己每次會面時的問題不能太多。
其他人以為我不是警察，就是議員派到拖車公園的「特務」。還有些人想說我是毒蟲或嫖客（在民宿裡，伍哥跟我有過些性工作者的室友）。舍蓮娜會介紹我是她的助理，而對托賓來說我什麼都不是。
有些租客懷疑我跟房東串通，有這想法的人會對著我說房東是「你的朋友」。不止一次，他們曾想聽我親口說出他們的房東有哪些不是，像拉瑪有一次就逼著我承認舍蓮娜是「土霸王」。我一拒絕，拉瑪就給我貼上了「房東同路人」的標籤，指控我是她的眼線。有些房東會拒絕談特定租客狀況的細節，或者會反過來要我對特定的案例發表意見。對此我的一貫立場是盡可能不插手事件（雖然我下面會講到我曾兩次「破戒」），惟房東往往會逼著我選邊。就我所知，我惟一一次「公親變事主」，對案件造成了影響，是舍蓮娜一再問我她應不應該打電話給郡治安官去告阿琳的狀。我被問到最後，只得擠出了一個「不」字，而舍蓮娜也果真沒這麼做。舍蓮娜後來跟我招了說：「要是沒有你的那聲『不』，講真的，我執行令狀應該已經給它申請下去，在現場等郡治安官大駕光臨了……要是你沒插手，阿琳那傢伙應該早玩完了。」總之阿琳因此沒讓老鷹搬家收走她的東西，而可以把身家存放在大眾倉儲，只不過最後東西還是因為欠款而被當成廢棄物處理。
一段時間後，租客跟房東都慢慢接受了我的存在，繼續過他們的日子，真要說他們也那麼多閒功夫管我。我會跟著房客去驅離法庭，開庭時我會坐在他們的身邊；我會幫忙他們搬家，會跟著他們去到收容所或荒廢的房子，會幫忙看孩子，跟他們吵架，睡在他們家。他們不論是上教堂、去心理諮商、出席匿名戒酒會例會，參加告別式、迎接新生命，我都無役不與。這當中我曾跟著某家人去到德州，也跟著史考特去了愛荷華州。人跟人相處久了總會有感情，於是我們之間產生了某種姑且可稱之為信任感的東西，只不過就算是信任，這也是一種極其脆弱與充滿條件的信任。事隔多年再見，阿琳還是會在某個沉默的瞬間問起我是不是在替兒童保護局工作。
前面說過我搬到北區的決定讓伍哥一時間無法理解，但真正為此感到不安的事我拖車公園的鄰居們。我把這事兒跟拉蕊說的時候，她幾乎是用喊的說：「不不不，麥特，你不知道那裡有多危險。」畢可也在一旁「附議」：「他們那兒可不買白人的帳。」
不過實際上，白人在貧民窟裡還是享有一些特權。比如說明明兩宗獨立的槍擊才剛在我的門前發生，警察對於我的作為還是比較客氣而且速戰速決。後來我看著一名警官把巡邏車開到阿琳大兒子傑傑的旁邊，他說話的口氣馬上變成：「老兄，你怎麼這副德性！」（傑傑有學習障礙，所以走路慢，說話也慢）。我走出公寓想看個清楚，那位警官往我這兒看了一眼，隨即驅車離開。話說要不是他看到現場有一個白人男性手拿記事板，很難講事情再來會如何發展。
像這樣的場面是常態而非例外。就拿克利絲朵跟凡妮塔跟第十五街那位歧視人的房東來說，雙方交鋒時我人就在外頭的車上顧凡妮塔的小孩。克利絲朵跟凡妮塔一回來，就立刻向我轉述了事情的經過。我從出租招牌上抄下了房東的電話號碼，然後隔天打了通電話過去。我跟男房東約在跟克利絲朵、凡妮塔一樣的地方，然後我月收入報一千四百美元（跟凡妮塔跟克利絲朵加起來一樣）。我另外說自己有三個小孩（跟凡妮塔相同），還說我想租有浴缸的房子。聽完房東說他有另外一間房子要租，甚至還開他的紳寶載我過去。我向民間組織公平住房委員會檢舉了他，但對方收受完報案也沒有下文，電話也沒有回我一通。
市中心的朋友對我算是「呵護備至」，生怕有人會欺負我。像拉瑪會飆罵他身邊那群像他兒子似的「猴囝仔」：「鬧夠了沒！」，意思是叫他們不要再跟我要錢了（雖然只是一美元）。有一天在民宿，樓下一個叫Ｃ.C.的鄰居問我有沒有幾塊錢可以借她，她要買垃圾袋。我給了她，然後不以為意地回家接著寫稿。但這事兒讓伍哥的年輕姪女，也就是當時跟我們住在一起的凱莎（Keisha）給看到了。她盯著C.C.離去，然後自稱看到C.C.打電話給藥頭。我對這情形並不清楚，一會兒也就自顧自買東西去了。伍哥回到家，從凱莎那兒聽到這個情形，就立刻氣沖沖地打了電話給我。「麥特，你不准再給她一毛錢了！」他劈頭就說。「他們覺得因為你跟我們不一樣，因為你不出身這附近，所以他們就可以這樣揩你的油……，我這就他媽的去樓下叫他們把錢還你。」
「那個，伍哥，是這樣……」
「就這樣了，麥特。」
伍哥掛上了電話。我不知道他後來跟C.C.說了什麼，但總之我回到家之後，C.C.在門外有事找我。這會兒她的打扮是假髮、七分褲、遮不了多少肉的削肩小可愛，還有綁帶多到像羅馬鞋的高跟鞋。她把錢還給了我，而我並沒多問錢是怎麼來的。
我感覺心如刀割。「你太保護我了，」上樓之後我這麼跟伍哥說。
*作者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為哈佛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同時也是「正義與貧窮計劃」（Justice and Poverty Project）的共同主持人。本文選自作者2017年獲得普立茲獎的新著《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時報出版）。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