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到20世紀以降，西方世界成為世界軍事、文化的霸權文明，對世界其他文化與文明都帶來巨大衝擊。但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各地的傳統文化也開始重新恢復力量對西方文化給予反制。特別是曾經長期與西方文明分庭抗禮的伊斯蘭文明。尤其「伊斯蘭教法」的恢復與實踐問題在各地伊斯蘭復興運動中重新被高舉與探討，也帶來許多爭議與思考。對我們台灣人而言卻頗為陌生，本文將就此議題做一些整理與反省。
一、伊斯蘭世界改革與傳統之間在歷史上的辯證關係
之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伊斯蘭常被視為保守反動，主要源自於近代伊斯蘭主義的復興。因此常有一種「原教旨主義」等於伊斯蘭的印象。特別近十餘年間，在各國的原教旨主義政黨、亮別、組織的積極努力下，復興伊斯蘭教法已成為一種影響廣泛的潮流，對伊斯蘭國家中的世俗政權造成巨大壓力。
學者陳偉華就注意到，作為伊斯蘭教的主要思潮，原教旨主義係一種復興伊斯蘭教並尋求建立「伊斯蘭國」（哈里發國，Caliphate）的政治主張，將伊斯蘭教義視為一種優位的政治意識形態，一切統治作為與政黨政治須遵行伊斯蘭法，力求融合為一。原旨教義者將宗教思維與一種神學的思辯性凌駕於政治行為，形成一種伊斯蘭教政治化的體現，故亦稱之為「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於是這就成了當代一般人心目中伊斯蘭形象的來源。
但也有越來越多學者追溯歷史，發現伊斯蘭在歷史上的原貌不是如此，至少並非完全只有這面。西方學者克里斯多福‧德‧貝萊格近期的著作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在這本《伊斯蘭啟蒙運動：在信仰與理性中掙扎的現代化之路》一書中他就認為啟蒙精神與伊斯蘭並非互斥的：
我們現在提到啟蒙運動時聯想到的成就，穆斯林都不是一員。伊斯坦堡沒有鐵匠發明活字印刷術，尼羅河畔沒有穆斯林版的伏爾泰抨擊神職人員。但認同啟蒙運動並非穆斯林文明的啟迪者，跟指出穆斯林未接受啟蒙運動的成果，甚或未享用它的果實，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意味穆斯林要不是先天的與世隔絕，就是更糟糕地刻意閉關自守，排斥許多人視為普世一致的價值。……本書主張伊斯蘭啟蒙運動確實在西方影響下發生的，但他找到自己的形式。
強調兩者的並存可能後，作者追溯歷史的脈絡，觀察伊斯蘭如何一步步走向保守與反動，也試圖尋找更多原本開放的伊斯蘭的可能：
外來的威脅阻滯了穆斯林的創造力。十一世紀末開始的十字軍東征被詮釋為真主不悅的象徵。十三世紀，伊斯蘭世界一端的穆斯林遭逢西班牙興起收復失地運動，另一端則遭蒙古人入侵，毫無意外，這些巨變導致懷疑、內省和贏回真主恩寵的渴望──就是這種迫在眉進，唯有倚靠確信、描除懷疑才能補救的危機意識，致使伊斯蘭的哲學思想家敗給他們基本教義的對手。「理性主義是罪魁禍首」──這是一位憤怒的蒙古難民伊本·泰米葉（Ahmad Ibn Taymyya）的主張，他成為那個時代的傑出法學家。壓制所有形式的理性，甚至做為檢視伊斯蘭教學的方式。烏里只應參照《古蘭經》、聖訓和「祖先」的聖行。他所謂的祖先不只是先知，還有先知的同伴和直接的繼承人。信徒的目標不是了解真主，而是服從真主。
克里斯多福‧德‧貝萊格觀察到，伊斯蘭的科學與理性傳統本來是存在的。但經歷了幾次重大變革，類似今天的所謂原教旨主義者一步一步奪去了伊斯蘭世界的話語權。隨著歲月流逝，伊斯蘭文明許多最活躍的形式都減緩下來，終至停擺。尤其時至鄂圖曼帝國的時代，宗教與科學狀態愈來愈僵硬，曾經獨立進行推理的「伊智提哈德」也被禁止。
另外一位學者塔米‧安薩里也在其著作《中斷的天命：伊斯蘭觀點的世界史》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比較西方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世界歷史發展的差異所在。他說明為何伊斯蘭世界不會發生類似西方所謂的宗教改革。這是因為，烏理瑪過去不曾由他人任命，現在也不是由任何人任命的。
伊斯蘭教並未設有教宗一職，也沒有官方的神職機構。如果是這樣的話，那烏理瑪的成員是如何產生的呢？答案是取得原有烏理瑪成員的尊敬。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也就是說當一個人有足夠的地位去挑戰這種教條或者主義時，他已經沒有意願這麼做了。烏理瑪自我遴選的過程即造就了它成了一種與生俱來的保守階層。所以這就導致，到了十八世紀的時候，重要的學者們都逐漸認同已經沒有無先例的案例存在了，任何事已經都被考慮到了，一切都發展完備了；普通人已經不需要自由和獨立的思考了。除了守規則之外，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別的要做了。
另外，思想上伊斯蘭的保守與開放之間也曾經發生關鍵的轉捩點。這當中有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安薩里和其大作《哲學家的矛盾》。
《哲學家的矛盾》是安薩里著1095 年前寫成於巴格達尼采來亞大學，是繼《哲學家的宗旨》後又一論戰性的著作，旨在反對理性主義及希臘哲學家的觀點，指出哲學家對這些問題的論證論是與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相矛盾的，是犯了叛教和異端的錯誤。他還舉例證明哲學家對信仰問題是無法用理性主義加以證實的。……他指出，人的理性活動和邏輯推理只能認識現象界的事物，只有憑藉真主所啟示的靈知，並通過嚴格的宗教修持和苦行，限制感官的各種欲望，通過直覺的領悟，才能達到認識真主。
安薩里對因果關係提出的挑戰觀點削弱了整個科學事業，如果所有的前因後果都不存在，人們為什麼還要去花時間觀察自然世界，試著找尋有意義的公式呢？如果真主是唯一的原因，唯一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去了解真主的意志，那就意味信仰才是唯一值得學習探究的事物……。可是如果科學的結論只有在和神啟的結論一致的時候才被承認的話，我們就不需要科學了。以上兩位學者不論是克里斯多福‧德‧貝萊格或塔米‧安薩里都透過歷史脈絡的追溯，讓我們看到了伊斯蘭思想史的重要變遷。因此我們至少應該跳脫對伊斯蘭當代原教旨主義所行數的刻板印象，也嘗試回到伊斯蘭更古老卻開放的傳統中去思考當代問題的思想資源何在？
二、復古卻是更新的伊斯蘭？
學者陳偉華認為，宗教因素並非阻礙民主建構的主要因素，所謂的「雙重容忍」（Twin Tolerations）概念是民主深化與鞏固的關鍵。因此任何屬性的文化、宗教均有可能向民主看齊，兼容民主價值。特別在伊斯蘭四大法學傳統中，也有許多現代政治的思想可能，如「公議」與「類比」。
例如，敘利亞學者拉希德里達（1865－1935）提出，現代的公議應當成為一種政治協商制度，由精通律法、德高望重、主持正義的一批教法學家作為全體穆斯林的代表，推選國家元首，共同協商國家人，他把實行這種憲政制度的伊斯蘭國家稱為法治國家，稱協商制度為伊斯蘭民主制度。
公議之外則是「類比」。現代派伊斯蘭學者們對類比的解釋，集中到一點就是把類比等同於「創制」（伊智提哈德），或以「創制」來代替類比，以提高理性的地位、恢復教法的活力。當代的教法學家們應用「創制」原則，得以對經、訓、教法原則加以廣泛的選擇、釋義和應用，據以提出新的判例、原則、規定;得以突破舊傳統、舊法制的限制，甚至可以重新解釋和應用傳統上已被「停止」使用的經文，大膽地突破教派、學派的界限，採用其他教派、學派的原則、方法、學說，亦可引用歷史上非正統的、默默無聞的教法學家個人的見解，乃至引進非伊斯蘭教的外來法成份。
這時代人們最關注的人權問題也類似，塔米‧安薩里回到更古老的伊斯蘭傳統探尋，他發現女性的地位下降到外人無從窺視的私領域的做法看起來是來自拜占庭帝國及薩珊王朝的傳統。與後來的甚至是今天的穆斯林社會相比，伊斯蘭早期的女性享有更多獨立自主的權力，也在公共事務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女性在伊斯蘭早期的學者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很顯然，這些女性並沒有被排除在公眾生活之外，也能享有公眾認同及重要的公眾地位。
以上歷史脈絡的追溯，都更指示了我們在觀察伊斯蘭問題，一定要跳脫往日既有的框架。也正如政大宗教所所長蔡源林所指出的，吾人不該因此陷入西方現代性論述的窠臼，這樣會容易過度本質化了「東方西方」二元對立，且漠視了非西方社會本身獨特的歷史發展軌跡，竟而理所當然地以為宗教性與現代性乃是兩個必然對立的文化特質。
結語：伊斯蘭傳統與現代政治社會制度的平衡點的探求
如前所述，伊斯蘭傳統與現代社會的種種啟蒙精神並非完全互斥或鐵板一塊無法動彈。至少在歷史上有許多辯證的過程。今日也依然存在許多優秀的伊斯蘭相關思想家、政治家或運動者在努力探求這其中的價值與可能性。
最後，現代社會的思想與制度也許可以協助伊斯蘭傳統修正一些不合時宜的困境，也幫助伊斯蘭尋找更古老的真主遺留。伊斯蘭傳統對現代社會的弊病也常能點破與針砭。如蔡源林所指出，今日世界最現代化的歐美社會或東亞社會，由於高度的工業化、都市化、個人主義化所造成的家庭解組與社會倫理觀念的淡薄，更加促成了青少年犯罪、性與毒品氾濫、自殺等層出不窮的文明病，這些在穆斯林國家確實是比較少的，這難道不是伊斯蘭傳統對家庭制度的維護所帶來的正面功效嗎？如此看來，傳統伊斯蘭哲學也可能仍然可以經過創造性地轉化而成為當代思想的重要資源。
＊作者為中研院博士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