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安迪觀點:伊斯蘭的新與舊?在世俗與宗教傳統之間的辯證歷史

2021-05-16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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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強調,現代社會的思想與制度也許可以協助伊斯蘭傳統修正一些不合時宜的困境,也幫助伊斯蘭尋找更古老的真主遺留,而伊斯蘭傳統對現代社會的弊病也常能點破與針砭。(資料照,AP)

作者強調,現代社會的思想與制度也許可以協助伊斯蘭傳統修正一些不合時宜的困境,也幫助伊斯蘭尋找更古老的真主遺留,而伊斯蘭傳統對現代社會的弊病也常能點破與針砭。(資料照,AP)

19到20世紀以降,西方世界成為世界軍事、文化的霸權文明,對世界其他文化與文明都帶來巨大衝擊。但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各地的傳統文化也開始重新恢復力量對西方文化給予反制。特別是曾經長期與西方文明分庭抗禮的伊斯蘭文明。尤其「伊斯蘭教法」的恢復與實踐問題在各地伊斯蘭復興運動中重新被高舉與探討,也帶來許多爭議與思考。對我們台灣人而言卻頗為陌生,本文將就此議題做一些整理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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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斯蘭世界改革與傳統之間在歷史上的辯證關係

之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伊斯蘭常被視為保守反動,主要源自於近代伊斯蘭主義的復興。因此常有一種「原教旨主義」等於伊斯蘭的印象。特別近十餘年間,在各國的原教旨主義政黨、亮別、組織的積極努力下,復興伊斯蘭教法已成為一種影響廣泛的潮流,對伊斯蘭國家中的世俗政權造成巨大壓力。

學者陳偉華就注意到,作為伊斯蘭教的主要思潮,原教旨主義係一種復興伊斯蘭教並尋求建立「伊斯蘭國」(哈里發國,Caliphate)的政治主張,將伊斯蘭教義視為一種優位的政治意識形態,一切統治作為與政黨政治須遵行伊斯蘭法,力求融合為一。原旨教義者將宗教思維與一種神學的思辯性凌駕於政治行為,形成一種伊斯蘭教政治化的體現,故亦稱之為「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於是這就成了當代一般人心目中伊斯蘭形象的來源。

但也有越來越多學者追溯歷史,發現伊斯蘭在歷史上的原貌不是如此,至少並非完全只有這面。西方學者克里斯多福‧德‧貝萊格近期的著作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在這本《伊斯蘭啟蒙運動:在信仰與理性中掙扎的現代化之路》一書中他就認為啟蒙精神與伊斯蘭並非互斥的:

我們現在提到啟蒙運動時聯想到的成就,穆斯林都不是一員。伊斯坦堡沒有鐵匠發明活字印刷術,尼羅河畔沒有穆斯林版的伏爾泰抨擊神職人員。但認同啟蒙運動並非穆斯林文明的啟迪者,跟指出穆斯林未接受啟蒙運動的成果,甚或未享用它的果實,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意味穆斯林要不是先天的與世隔絕,就是更糟糕地刻意閉關自守,排斥許多人視為普世一致的價值。……本書主張伊斯蘭啟蒙運動確實在西方影響下發生的,但他找到自己的形式。

強調兩者的並存可能後,作者追溯歷史的脈絡,觀察伊斯蘭如何一步步走向保守與反動,也試圖尋找更多原本開放的伊斯蘭的可能:

外來的威脅阻滯了穆斯林的創造力。十一世紀末開始的十字軍東征被詮釋為真主不悅的象徵。十三世紀,伊斯蘭世界一端的穆斯林遭逢西班牙興起收復失地運動,另一端則遭蒙古人入侵,毫無意外,這些巨變導致懷疑、內省和贏回真主恩寵的渴望──就是這種迫在眉進,唯有倚靠確信、描除懷疑才能補救的危機意識,致使伊斯蘭的哲學思想家敗給他們基本教義的對手。「理性主義是罪魁禍首」──這是一位憤怒的蒙古難民伊本·泰米葉(Ahmad Ibn Taymyya)的主張,他成為那個時代的傑出法學家。壓制所有形式的理性,甚至做為檢視伊斯蘭教學的方式。烏里只應參照《古蘭經》、聖訓和「祖先」的聖行。他所謂的祖先不只是先知,還有先知的同伴和直接的繼承人。信徒的目標不是了解真主,而是服從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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