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也是蕭敏次對父親蕭塗基最後的記憶，他也記得那時候兵仔看到村裡的成年男人就抓、大家都在逃、但還是都被抓了，連來村裡翻修老房子的工人都被抓──蕭敏次不只一次夢過父親回家，但那終究只是夢，之後大家都說父親「他是壞人所以被抓走」，被槍斃那時就更肯定了，大家相信壞人才會被槍斃。
那時候蕭敏次才9歲，父親消失前幾年，他對「壞人」不敢吭一聲：「我們只能低頭、默認，我們沒有可以拿出證據說他不是壞人，政府就判他罪了，大家相信政府很公道的、而且（蔣介石）還是『民族的救星』、『世界的偉人』……沒辦法反駁大家講的話，再講，連你自己都被抓、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幼小的生命根本來不及知道「為什麼」，只能繼續長大。說起周遭最大的變化，蕭敏次說是從前過年一堆親戚會來家裡、父親出事以後就冷冷清清，「人情冷暖就這樣，好過的時候高朋滿座，沒有的時候都不敢來。」親戚不只不敢來家裡作客，就連看到被遺留下的蕭太太、5個孩子陷入經濟困頓都不敢伸出援手、生病也不敢來探望，他們只能拚命熬過去。
父親還在時家裡尚稱衣食無虞，父親走後一切都變了──媽媽雖然到山上砍竹子摘竹筍、在荒廢的茶園採野茶、開始養豬，她一個人養5個孩子，賺的錢時常連買米都不夠、只能哭著求土地公保祐孩子有飯吃。更多家庭是年輕太太迫於生計跟人跑了，也有被抓走的村民時隔多年回來，才發現家裡多一個未曾謀面的男人。
村裡的大人被抓走大半、幾乎只剩老人跟小孩，蕭敏次說他那一輩的孩子就算「第一批頂起來的」，小小年紀要扛起過去所有大人做的事，颱風漏水要自己修屋頂、他記得大哥當年小小的身軀曾被狂風吹到屋子後台，農地都荒廢了、小孩子必須學會帶牛整理田地，但那些牛「年資」可是比小毛頭大上一輪、理都不理，常犁到一半就罷工。
蕭敏次知道母親苦，他決定小學畢業就四處做學徒。當時沒交通工具、從鹿窟走去汐止要花上2個小時，一個月還只有100元工資、反觀女工一天就可以賺幾十元，蕭敏次學了一年又回到山上做事，養豬、種地瓜、販賣木材什麼都做，就算後來知道合夥人是「抓耙仔」也沒關係，直到24歲那時運輸木材煤礦的路都壞了、沒辦法做下去，他才離開村裡去都市打拚。
「在山上長大的，力量都很大。」蕭敏次說。村裡沒大人、孩子只能一邊長大一邊變強，大家都期待年滿18歲去做礦工、就算有生命危險也不怕、至少死了還可以讓家人領保險金，也有人出去混黑道闖出名堂、「力量大的人去汐止跟流氓打、一下下去整個脫臼，真的不能跟我們山上的比」；村裡也有一對姐妹後來去迪化街「黑美人酒家」工作、被警察欺負要求陪睡，蕭敏次和幾個看不慣的年輕人便清晨埋伏路邊拿石頭砸剛睡醒出門的警察、嚇得對方再也不敢來──失去大人的他們，就是這樣情義相挺，拚了命活下去、變成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