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礦坑老大的蕭塗基在當年情治人員眼中大概就是「流氓頭子」，蕭塗基也善用這點刻板印象、要所有被抓的村民都把案子推給他，「就說你們都是被我逼的，反正一個也是死、十個也是死，全都說我，我扛就好。」時隔多年，蕭敏次才終於明白父親是如何扛下了所有人的生命，父親不是「壞人」，是死得有價值的「英雄」──
「他是很勇敢、敢擔當，有這樣的父親也不丟臉……以前我都認為他『戇人』（台語，Gōng-lâng），剛開始他們（獄友）回來也說他很笨、都不會保護自己，但我後來就想，人啊，人生都是會死、早一點死晚一點死都一樣，所以要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不然一般人跟草木一樣腐朽掉死了──像我沒做什麼事，到時還是死、死了也沒人會知道……」
「政府做錯事、錯把人民當罪人抓起來槍斃」時隔多年看轉型正義：他們沒做錯，就要給他公道
會不會覺得委屈、覺得爸爸沒照顧你們？如今問起這題，蕭敏次曾有過怨懟，但他現在也釋然了：「這就是個人的命，還是活過來、還是長大啊，比我們更苦的還是有！」當然，對於讀書這事他心裡仍有遺憾，雖然蕭敏次在都市闖蕩多年生意做得大、也曾因缺乏安全管理概念一把火燒掉木材工廠損失幾千萬，更深遠的影響，是他一輩子覺得自己是「沒用的人」。
「我爸爸如果在，他一定強迫我讀書、讀書我可以做事，但後來因為我沒有好學歷、沒有好成就，我也不能為這國家做什麼事……」蕭敏次哽咽。那以前有想過要做哪些事、但因為沒讀書而沒機會嗎？這一題，蕭敏次長長嘆氣：「哪敢想啊？就因為沒人要找我做事、沒人要請我，我只好自己做頭家……給人請要有學歷的，我如果不當老闆，誰要請我？」
那些被奪去的讀書機會、被奪去的人生都沒有「如果」，沒了就是沒了，蕭敏次也永遠無從得知「如果」有讀書的話他的人生成就會多高，失去的一切不可能秤斤論兩喊價──也因此，雖然立法院在1998年制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被槍決之政治受難者家屬可以領600萬，蕭敏次真的沒感覺，只覺得不拿白不拿、只是憑空多出一筆錢，那600萬能改變什麼嗎？
1952年讓父親喪命的「鹿窟事件」到底是什麼、該怎麼做才是「轉型正義」，蕭敏次坦白說自己過去真的沒什麼時間去思考，他也從未跟孩子說過這一切、「跟小孩講也沒辦法啊」，但隨著轉型正義與台灣歷史討論越來越熱烈，蕭敏次也慢慢知道受難者家屬要的是什麼了──他們要的不是一個輕巧的「補償」，要的是真正的賠償、真正的歉意、真正的認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