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要覺悟，我們這些人是穩死的，但無論如何被打，也不要供出別人──你一定要記得，人總要死一次，抱著必死的決心，還有什麼可怕的呢？」──鹿窟事件受難者蕭塗基，記錄於受難者李石城《鹿窟風雲》一書
1952年12月28日深夜，數以千計荷槍實彈士兵以「掃蕩共產黨」之名包圍北部汐止與石碇山區，對其中「鹿窟村」進行大逮捕抓遍成年男性、牽連上千無辜村民，成為白色恐怖時期最大案「鹿窟事件」──儘管鹿窟村後來更名為「光明里」，在受難者礦工蕭塗基之子蕭敏次看來那段不光明的歷史永遠無法抹去，他不僅因此成為匪諜「壞人」的兒子、失去升學機會、小學畢業就必須扛起村裡大人的沉重工作，甚至也曾因此怨懟父親，不明白這一切是為什麼。
但隨著與父親一起被捕的難友一個個出獄，蕭敏次對父親的認知也慢慢變了。在猛拔指甲、打斷掌骨、血水流不停的慘烈刑求下，蕭塗基不僅指示難友「寧死不供出別人」，他要其他人把罪名全推他身上，甚至為保護兄弟不惜在情治人員面前怒罵「他強姦我老婆」撇清關係，最終被視為核心共黨人員遭槍殺──如今年近80的蕭敏次談起這段依然哽咽，他明白父親不是「壞人」而是「英雄」，而在台灣歷史最黑暗一頁下，逝去的、留下的鹿窟青年，都留下了最強大的身影。
幼年見證「共產黨」來到村裡：看起來都斯斯文文、年輕、很進步的樣子的人，大家都認為那些人很好…
蕭敏次是在都市飄泊50多年才回到鹿窟的，那裡早已改稱「光明里」、位於新北市石碇區深山，從南港一路開上去蜿蜒不斷、門牌亂跳，路上一群登山客問路「公車站在哪」，查一下google map要走1–2小時。這裡確實不方便，甚至蕭敏次睽違半世紀剛回家那時還發現客廳早已長成樹林插破屋頂、費了好大力氣整理，但他還是回家了，有再多傷心回憶都還是想回去。
問起小時候、1952年爆發「鹿窟事件」前的此地模樣，蕭敏次的回答簡直勾勒出人間淨土。從前鹿窟盛產茶葉、竹子、地瓜、木材、煤礦，想賺現金不難，不用錢也可以共享人力、親戚鄰居彼此互相幫工──少數討厭的可能是在小學教國語的外省人老師，「都退伍軍人來當老師，都很沒水準，真的，講話也很粗魯」，講話口音孩子們聽不懂，到五、六年級都不會講「國語」。
那時候不會講「國語」沒關係，蕭敏次說父親蕭塗基也不會講、只會講日本話跟台灣話，一樣是村裡靈魂人物。鹿窟村的命脈是煤礦，當時蕭塗基就是礦坑老大，為人海派、結拜兄弟一大群，兄弟們白天工作、晚上下工邀在蕭家唱歌喝酒，蕭塗基還會拉胡琴演奏；蕭敏次記得父親最愛吃竹筍，用三層肉切切下油爆爆、快炒村裡盛產的嫩筍，每次都是一大碗公配著酒，人間快活。
「在這邊講起他名字沒人不知道，對90歲以上老人問起名字，都沒人不知道他。」當時蕭塗基影響力遠至平溪、菁桐、二坑、三坑，鄰近有煤礦的地方就認識他，一家人卻也沒想過，蕭塗基的影響力將種下日後悲劇。
據國史館《鹿窟史件史料彙編》，1949年起有一群不見容於中華民國當局之「地下黨」工作人員因身份曝光走避鹿窟、還企圖建立武裝基地。那時蕭敏次還在讀小學，但他記得這些人，是媽媽那邊的親戚陳春慶說要來「避風頭」──早在日治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台灣飽受美軍轟炸時，就有很多台北與汐止的親戚或來山上躲空襲了，鹿窟人對外地人避風頭這事見怪不怪、要躲就給你躲、尤其還是礦坑頭人蕭塗基介紹來的──後來陳春慶這批人就一個帶一個進來、帶了快60個，進鹿窟就在山上搭了草寮生活。
村民多少知道這些人是「共產黨」，但印象不壞，蕭敏次說他們也沒欺壓百姓什麼、也沒做壞事，「看起來都斯斯文文、年輕、很進步的樣子的人，大家都認為那些人很好」──有人看到村民腳受傷潰爛、主動拿出盤尼西林藥膏給擦，有人會教小孩讀書，那時蕭敏次從1寫到100、教書的哥哥高興得不得了，還有個哥哥叫「來旺」、剛好跟以前住過的日本人同名，天冷燒木炭取暖時來旺去幫忙孩子，那時他腰間手槍竟不小心掉地上、一群小孩起哄要玩，來旺當然說「不行，我過年再買給你玩」，後來還真的守約買了玩具給孩子們。
蕭敏次印象深刻的還有「共產黨」的野外求生技能，他們在山上研究怎麼把山藥、山棕、竹筍附近的蟹、「紅角仙」變成可以吃的東西，後來想起這些，蕭敏次才想到研究食材是因為這些人接下來要準備繼續逃亡、躲進更深的山裡。
後來呢？蕭敏次記得有天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就走了，離開前提醒村民說政府可能要來抓共產黨，「當地人應該沒事、是我們會出事，你們被問就說沒有就好」，那時村民大多也覺得就是單純的告別──當時誰知道「共產黨」走了以後，村子就在一夜間變成人間煉獄。
「我們沒有可以拿出證據說他不是壞人，政府就判他罪了…」一夜間與父親永訣 鹿窟孩子被迫長大、扛起整個村子
1952年12月28日，據鹿窟事件受難者李石城於《鹿窟風雲》一書回憶，那是個下著雨的寒冷日子，李石城從汐止挑著50斤米沿山路回家，卻看見一群阿兵哥沿路拉通訊用的電纜線、撒石灰。李石城覺得很奇怪就跟媽媽說、媽媽回「不關我們的事」，沒想到事情就在隔天早晨爆發──鄰居廖賜衝來大喊：「兵仔在抓人了，已經有人被抓，要去汐止的路封鎖了，見人就抓！」
那天也是蕭敏次對父親蕭塗基最後的記憶，他也記得那時候兵仔看到村裡的成年男人就抓、大家都在逃、但還是都被抓了，連來村裡翻修老房子的工人都被抓──蕭敏次不只一次夢過父親回家，但那終究只是夢，之後大家都說父親「他是壞人所以被抓走」，被槍斃那時就更肯定了，大家相信壞人才會被槍斃。
那時候蕭敏次才9歲，父親消失前幾年，他對「壞人」不敢吭一聲：「我們只能低頭、默認，我們沒有可以拿出證據說他不是壞人，政府就判他罪了，大家相信政府很公道的、而且（蔣介石）還是『民族的救星』、『世界的偉人』……沒辦法反駁大家講的話，再講，連你自己都被抓、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幼小的生命根本來不及知道「為什麼」，只能繼續長大。說起周遭最大的變化，蕭敏次說是從前過年一堆親戚會來家裡、父親出事以後就冷冷清清，「人情冷暖就這樣，好過的時候高朋滿座，沒有的時候都不敢來。」親戚不只不敢來家裡作客，就連看到被遺留下的蕭太太、5個孩子陷入經濟困頓都不敢伸出援手、生病也不敢來探望，他們只能拚命熬過去。
父親還在時家裡尚稱衣食無虞，父親走後一切都變了──媽媽雖然到山上砍竹子摘竹筍、在荒廢的茶園採野茶、開始養豬，她一個人養5個孩子，賺的錢時常連買米都不夠、只能哭著求土地公保祐孩子有飯吃。更多家庭是年輕太太迫於生計跟人跑了，也有被抓走的村民時隔多年回來，才發現家裡多一個未曾謀面的男人。
村裡的大人被抓走大半、幾乎只剩老人跟小孩，蕭敏次說他那一輩的孩子就算「第一批頂起來的」，小小年紀要扛起過去所有大人做的事，颱風漏水要自己修屋頂、他記得大哥當年小小的身軀曾被狂風吹到屋子後台，農地都荒廢了、小孩子必須學會帶牛整理田地，但那些牛「年資」可是比小毛頭大上一輪、理都不理，常犁到一半就罷工。
蕭敏次知道母親苦，他決定小學畢業就四處做學徒。當時沒交通工具、從鹿窟走去汐止要花上2個小時，一個月還只有100元工資、反觀女工一天就可以賺幾十元，蕭敏次學了一年又回到山上做事，養豬、種地瓜、販賣木材什麼都做，就算後來知道合夥人是「抓耙仔」也沒關係，直到24歲那時運輸木材煤礦的路都壞了、沒辦法做下去，他才離開村裡去都市打拚。
「在山上長大的，力量都很大。」蕭敏次說。村裡沒大人、孩子只能一邊長大一邊變強，大家都期待年滿18歲去做礦工、就算有生命危險也不怕、至少死了還可以讓家人領保險金，也有人出去混黑道闖出名堂、「力量大的人去汐止跟流氓打、一下下去整個脫臼，真的不能跟我們山上的比」；村裡也有一對姐妹後來去迪化街「黑美人酒家」工作、被警察欺負要求陪睡，蕭敏次和幾個看不慣的年輕人便清晨埋伏路邊拿石頭砸剛睡醒出門的警察、嚇得對方再也不敢來──失去大人的他們，就是這樣情義相挺，拚了命活下去、變成大人。
「有這樣的父親，也不丟臉」一人扛下所有罪名、豁達「人總有一死」 他時隔多年才知父親「真英雄」落淚
家裡有人是「政治犯」的壓力當然不會只有經濟問題而已，蕭敏次記得村裡每周都會辦「自首會」，被控「知匪不報」的媽媽必須隨時去報備自己見了誰說什麼話去了哪、不斷被灌輸「愛國」思想，警察頻密盤查在當時幼小的蕭敏次看來也是「正常」，甚至姐姐出嫁了、到1980年都還要被警察盯。
被遺留下的蕭家人很堅強活下去，但蕭敏次心裡蟄伏的憤恨消不掉。他記得有一次看著報紙上「蔣總統」的畫像，不知為何一拿起來就生氣、氣得當眾撕掉，結果當眾被一個村民賞巴掌：「我如果跟你報告，你會死！」蕭敏次當下才知道那人是「抓耙仔」，只是「抓耙仔」選擇掩護他、搧一巴掌「教育」了事。
一直到蕭敏次18歲左右，跟父親一起被抓走的大人才陸續回來，蕭敏次才終於慢慢理解1952年、他9歲那時的各種「為什麼」──原來，雖然當時整個村都被掃平了、共產黨都跑了，政府深信還有一些「剩餘勢力」、沒完全剷除就不甘心，剩下的村民就被帶去當時的「菜廟」刑求逼供，經歷各種最可怕的事。
「他們被關在很小的地方，被針刺指甲、被打、還有女人用鋼刷刷她『小便的地方』，你看這樣刑下去講不講？這很殘酷的，是強迫他們認罪……」有人不堪痛苦決定裝瘋、瘋到去把人屎當香蕉吃，才撐到關3年放回來、「沒瘋的話要關10幾年」，也有人因此被打出反抗意識，從未忠誠於共產黨的村民在將被槍決、走出牢房那一刻，他高唱著共產黨的歌，「他們本來沒有共產黨意識，關了以後才有……」
當然也有獄友說蕭塗基是怎樣被刑求的、扁擔固定腳骨用力壓下去、痛不欲生，有些村民被這些手法刑到殘廢，受難者李石城《鹿窟風雲》一書也提到有人是死後火化撿骨、才被家人發現本應有5根手指的手掌骨被打成一片扁扁的，但在最殘酷的刑求下，蕭敏次卻也聽見了父親身為鹿窟子弟的最強悍一面、身為礦工老大的最後尊嚴。
「我們都要覺悟，我們這些人是穩死的，但無論如何被打，也不要供出別人──你一定要記得，人總要死一次，抱著必死的決心，還有什麼可怕的呢？」這是李石城記憶的、蕭塗基生前談話。至於蕭敏次從大伯那聽到的，當時父親蕭塗基很明確地跟哥哥比了個翹辮子的手勢、說自己一定會死，大伯勸他供出別人來保命，沒想到蕭塗基一樣堅定表示：「如果承認也是死、不承認也是死，那就不能承認，只能死。」
為了保護一名結拜兄弟，蕭塗基甚至在被問起跟兄弟關係時，對著那兄弟怒罵：「他跟我不是兄弟，他強姦我太太，他不是人！」在貞操至上保守年代，這對蕭塗基的太太可是莫大屈辱、蕭敏次想起媽媽被這樣講到現在還會哽咽，「他是為了保護兄弟，寧願把自己太太說成這樣的……」
身為礦坑老大的蕭塗基在當年情治人員眼中大概就是「流氓頭子」，蕭塗基也善用這點刻板印象、要所有被抓的村民都把案子推給他，「就說你們都是被我逼的，反正一個也是死、十個也是死，全都說我，我扛就好。」時隔多年，蕭敏次才終於明白父親是如何扛下了所有人的生命，父親不是「壞人」，是死得有價值的「英雄」──
「他是很勇敢、敢擔當，有這樣的父親也不丟臉……以前我都認為他『戇人』（台語，Gōng-lâng），剛開始他們（獄友）回來也說他很笨、都不會保護自己，但我後來就想，人啊，人生都是會死、早一點死晚一點死都一樣，所以要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不然一般人跟草木一樣腐朽掉死了──像我沒做什麼事，到時還是死、死了也沒人會知道……」
「政府做錯事、錯把人民當罪人抓起來槍斃」時隔多年看轉型正義：他們沒做錯，就要給他公道
會不會覺得委屈、覺得爸爸沒照顧你們？如今問起這題，蕭敏次曾有過怨懟，但他現在也釋然了：「這就是個人的命，還是活過來、還是長大啊，比我們更苦的還是有！」當然，對於讀書這事他心裡仍有遺憾，雖然蕭敏次在都市闖蕩多年生意做得大、也曾因缺乏安全管理概念一把火燒掉木材工廠損失幾千萬，更深遠的影響，是他一輩子覺得自己是「沒用的人」。
「我爸爸如果在，他一定強迫我讀書、讀書我可以做事，但後來因為我沒有好學歷、沒有好成就，我也不能為這國家做什麼事……」蕭敏次哽咽。那以前有想過要做哪些事、但因為沒讀書而沒機會嗎？這一題，蕭敏次長長嘆氣：「哪敢想啊？就因為沒人要找我做事、沒人要請我，我只好自己做頭家……給人請要有學歷的，我如果不當老闆，誰要請我？」
那些被奪去的讀書機會、被奪去的人生都沒有「如果」，沒了就是沒了，蕭敏次也永遠無從得知「如果」有讀書的話他的人生成就會多高，失去的一切不可能秤斤論兩喊價──也因此，雖然立法院在1998年制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被槍決之政治受難者家屬可以領600萬，蕭敏次真的沒感覺，只覺得不拿白不拿、只是憑空多出一筆錢，那600萬能改變什麼嗎？
1952年讓父親喪命的「鹿窟事件」到底是什麼、該怎麼做才是「轉型正義」，蕭敏次坦白說自己過去真的沒什麼時間去思考，他也從未跟孩子說過這一切、「跟小孩講也沒辦法啊」，但隨著轉型正義與台灣歷史討論越來越熱烈，蕭敏次也慢慢知道受難者家屬要的是什麼了──他們要的不是一個輕巧的「補償」，要的是真正的賠償、真正的歉意、真正的認錯。
「既然不是壞人、他們沒做錯，就要給他公道，就不適用『補償』的方式，要用『賠償』──這是政府做錯事、錯把人民當罪人抓起來槍斃、等於殺自己人民，錯殺自己人民是不是政府的錯？政府是不是要負責任把錯補起來？你自己好好人民抓去殺掉，成何體統？弄錯還不認錯、還說我『補償』，這是一種死不認錯的政府啊！」甚至，蕭敏次當年申請補償金還聽聞時任行政院長堅持要「分批給」、控制國家預算，越聽越生氣、真的沒誠意。
「爸爸很衰啊，碰到這種政府、這種時代……如果碰到好的明君就很好，就算他真的做錯事，給他機會、再教育他可以吧？他也可以給國家做事，怎麼就打死他了？他不曾害人、不曾欠錢不還，怎麼會是『壞人』呢？」那現在轉型正義有做更好嗎？蕭敏次微笑：「你們有出來訪問就好一點，不然我想說會石沉大海、這事情冤枉幾輩子……你們比較年輕，你們慢慢會體會、知道這些事，時代就會轉變，自然會給公道。」
蕭敏次真正想要的是沒有一絲妥協的「公道」，雖然後來蕭敏次過得不錯、賺大錢、有甚至多的錢可以照顧哥哥姐姐們生下的眾多孩子，他心裡仍有遺憾，他還是希望世人能知道鹿窟事件的真相、永遠不要忘記、政府也要認錯：「我爸爸以前是那麼活潑、正經做事情的人，他是善良的人民，要怎麼交代？我們將心比心，你自己碰到這種事，會想怎樣？」
如今步入晚年的蕭敏次終於回到鹿窟，他在豐饒的土地上種地瓜芋頭、各種蔬菜、還生產獨特又營養價值極高的「紅淡花蜜」，看起來就是個在山中安詳度過晚年的老人家，但回家這條路，對他真的是好不容易──那些痛的記憶不曾輕易離去，他傷痛、他堅強、他長大、他回家，他還在等一個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