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發現，儘管現代農民經常抱怨自身處境，其怨言卻有某種明顯的矛盾。村民慣於同時憎恨與尊敬都市菁英，將等量的恐懼與羨慕混在一起。蓋爾納圖表中雙橫線以下橫向隔離的農民，為了使自己產生效用，得與全國的菁英成員互動。農民需要現金，才能購買他們無法自製的產品與繳稅，這代表他們得在市場中販賣自己的產品，即使他們清楚消息靈通的商人會佔自己便宜。「我們知道他們在嘲笑我們。」北印度卡里姆普爾村（Karimpur）的一位農民在一九二○年代告訴人類學家。「但我們需要布料，而下一個店家跟之前的店家一樣都會敲我們竹槓。」說話者的怒氣相當明顯，但也看得出他對教育與菁英知識抱持著不情願的敬意。「除非你身為村民，不然無法理解別人如何威脅和剝削我們。無論你們（人類學家）或某個受過教育的都市人去哪，都會要求服務，也會受到服務。我們只能害怕地呆站著，他們則會踐踏我們。」
大眾與菁英的相互依存相當深刻，使阿爾弗雷德．克魯伯（Alfred Kroeber）（他是率先提及農民重要性的人類學家之一）認為「農民……以部分文化組成了部分社會。」羅伯特．瑞德費爾德則更進一步形容農民為「古老文明中的鄉下人……他們觀察仕紳或都市人，並受到對方影響；對方的生活方式和他們相似，卻更加開化……農村的智慧生活（經常還有道德生活）永遠都不整。」他認為，因為「不擅思考的大多數人中的渺小傳統」取決於「聰明的少數人中偉大傳統的領導……遙遠的導師、神職人員、或哲學家，他們的想法影響了農民，而自己或許也受到農民影響。」
處於偉大與渺小傳統之間關係核心的舊政造成了雙向影響，為所有人帶來了責任與權利，而兩派人馬經常彼此抱持著複雜的意見，這點並不令人意外。以中世紀歐洲為例，貴族創造了歷史學家保羅．弗里德曼（Paul Freedman）所稱的「一種混雜的論述，同時也是一種常識；他們藉此同時貶低農民與敬重農民，認為農民理應地位低下，卻又靠近上帝。」人類學家詹姆斯．史考特（James Scott）也認為農民價值觀中的「隱匿文本」（hidden transcripts，史考特稱它們「隱匿」，因為很難從菁英的「官方文本」〔official transcript〕背後將它們解譯出來）直接建構於菁英世界觀之上，而非排斥它。「無論他相不相信法則，」史考特做出結論，「只有愚人才不會注意到，使用這種構思完善的思想資源所帶來的潛在優勢。」
覓食者使用嘲諷、放逐、最後則是暴力，來懲罰忽略自身分享與分工義務的反動份子；如果農民心中的優越人士似乎忽視舊政，並轉為暴君時，和那些覓食者一樣，農民也保留了抵抗與推翻菁英的權利。不過，對於那股定期傳遍農耕社會的強烈怒火，最特別的一點，便是抗議目標鮮少是不平等制度本身：大多時候，大眾怒氣的目標都是當下掌權的少數人士，因為這些人的行為破壞了舊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