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六○年代某幾年， 一位名叫雅各．古耶爾（Jakob Gujer）（通常以暱稱克萊因耶格〔Kleinjogg〕為人所知，意指「小傑克」〔Little Jake〕）曾短暫成為世界上最有名的農夫。發現這名口條清晰且充滿野心的農學家的人，是身兼醫生與社會改革家的J．K．賀索（J. K. Hirtzel），他盛讚古耶爾為「鄉間的蘇格拉底」。盧梭（Rousseau）大力讚揚他，歌德（Goethe）也前往蘇黎世鄉間進行朝聖之旅，克萊因耶格在當地以他的鄉村智慧溫暖了啟蒙時期貴族的心靈。「如果我們各盡其責，對彼此都有好處。」克萊因耶格於一七六五年這樣告訴符騰堡（Württemberg）的路德維格．歐根親王（Prince Ludwig Eugen）。「你們貴族得命令我們農民做事，因為你們有時間決定怎樣對國家最好，我們農民則得遵從你們，並以勤奮與忠誠行事。」
我們可以稱克萊因耶格鼓吹的關係為「舊政」（Old Deal），在工業時代的各種新政（New Deal）出現前，那種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宰制了農業世界。那是個簡單的概念：自然與神明要求某些人發號施令，其他人則得遵從他們，只要大家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天下諸事便會順利無比。
關於舊政，最清楚明確的書面說明，來自於克萊因耶格與歐根親王談話的兩千年前、位於東方五千英哩外的中國。寫於西元前四世紀的《禮記》宣稱：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海西奧德也明白這個道理：「在（貴族們）做出直接判斷，」他解釋道，「也不偏離正道時，他們的城市便會蓬勃發展，人民也能過得富足。宛如孩童保母的和平，會留在他們的國度，而全知的宙斯從未使他們經歷殘酷戰爭……大地將為他們產出諸多糧食。山上的橡樹結實累累，樹梢間則有蜜蜂飛舞。他們的綿羊身上長滿厚實的羊毛。他們的女眷生下和父母相似的孩童。」海西奧德在另一首詩中告訴我們，這種貴族是宙斯賜給人類的禮物。「當受上天眷顧的貴族出生時，偉大的宙斯之女們會在他舌尖上撒下甘露，使他舌燦蓮花。當他以公正的判斷解決紛爭時，所有人都會仰望他。」而當一般人見到這種貴族時，「他們會向他投以對待神明般的景仰，他也顯得鶴立雞群。這就是繆思女神賦予人類的神聖賜禮。」
舊政能一路追朔至世上最早期的政治文件之一：拉格什的烏魯卡基那王（King Uru’inimgina）律法，於西元前兩千三百六十年在當今伊拉克南部寫成。烏魯卡基那宣布他「使拉格什的居民從高利貸、高壓控制、飢餓、偷竊、謀殺、與強奪中解脫。他建立了自由。寡婦與孤兒再也不需受到強勢人物欺壓：烏魯卡基那為了他們而與（神明）寧吉爾蘇〔Ningirsu〕訂下契約。」國王身為人民的引導者，為了人民而直接與上天交易，並保護他們不受掠食者傷害；這股形象成為大多農業社會中的標準政治哲學。全世界的政治階級體系經常認為立於最高位的男人（偶爾則是女人）有某種神性，而在像是法老統治下的埃及這種極端範例中，統治者就是神明。
舊政在根本上是種環形論點，將政治與經濟不公的狀態串聯在一起，並將兩者正當化。美德與力量彼此伴隨：因為神明厚愛統治者，統治者也相當富有；而統治者富有這件事，代表神明厚愛他們。海西奧德對此表達了一如往常的明確態度。「美德與名聲隨著財富而來……恥辱伴隨貧窮，而信心則與富裕同在。」在海西奧德死後一千多年的西元五世紀，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認為居住在現今突尼西亞的窮人不想廢除不公制度；他們只想要擠身富人之間。「當窮人看見」上流階級時，他說：「他們會咕噥、呻吟、誇讚、並羨慕；他們想與對方平起平坐，也對自己對此無能為力感到難過。」在讚美上流階級時，他們說：「這些是唯一重要的人；只有這些人知道該如何過生活。」
在克萊因耶格的年代中，許多人依然認為經濟不平等是天經地義的事。一七八九年，當法國農民將陳述自身委屈的陳情書（cahiers de doléance）寄給國王時，很少人抱怨財富不均的問題；當改革者踏入農村時，他們也沒聽到對方要求重新分配財產。反之，使他們訝異的是，他們發現大多農民覺得大眾得維持貧困生活，而少數人理應享有富裕生活。
蓋爾納認為，農業國「誇大而非降低階級間的不平等，與統治階級的分隔性。」農耕社會似乎經常執著於階級意義，將自己細分為不同的合法階級，並讓每個階級都得到專屬標章。「在貴族之中，紳士擁有家族徽章與頭盔，騎士則擁有馬刺與盔甲。」一名十七世紀的法國律師注意到這點，同時「平民、醫生、學師（licentiate）、和學士都擁有各自的地位。」儘管近代早期的法國可能是極端範例，但它並非獨一無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一位十九世紀的英國人曾在緬甸觀察到：「幾乎所有人使用的物品，包括飾品（特別是衣物上的裝飾），都指出了擁有者的階級。」
我們能夠輕易列舉出這類範例，而大多時候，人們口中的語言也強化了舊政。有錢有勢的人是貴族、公侯、與紳士；一貧如洗的弱者則是低下鄙俗的惡棍。在二十世紀，當人類學家能與農耕社會的成員交談時，他們經常發現，強烈尊敬權威（明白自身的地位），是使受訪人感到身為良好人民的關鍵。比方說，人類學家唐納德．布朗（Donald Brown）曾提過一九七○年代在汶萊（Brunei）的某天，他曾與一群年輕的馬來人一同坐在長椅上。他坐得很僵，想說坐在地上會比較舒服，但讓他訝異的是，他的同伴們立刻跳下長椅，這樣他們才不會坐得比備受尊敬的外國人高。布朗要求他們坐在長椅上：附近沒有人，他自己則是工業國（Industria）的居民，因此不在乎階級制度。不過，他們的回答毫不讓步：「他們說這樣觀感不好。」
人類學家發現，儘管現代農民經常抱怨自身處境，其怨言卻有某種明顯的矛盾。村民慣於同時憎恨與尊敬都市菁英，將等量的恐懼與羨慕混在一起。蓋爾納圖表中雙橫線以下橫向隔離的農民，為了使自己產生效用，得與全國的菁英成員互動。農民需要現金，才能購買他們無法自製的產品與繳稅，這代表他們得在市場中販賣自己的產品，即使他們清楚消息靈通的商人會佔自己便宜。「我們知道他們在嘲笑我們。」北印度卡里姆普爾村（Karimpur）的一位農民在一九二○年代告訴人類學家。「但我們需要布料，而下一個店家跟之前的店家一樣都會敲我們竹槓。」說話者的怒氣相當明顯，但也看得出他對教育與菁英知識抱持著不情願的敬意。「除非你身為村民，不然無法理解別人如何威脅和剝削我們。無論你們（人類學家）或某個受過教育的都市人去哪，都會要求服務，也會受到服務。我們只能害怕地呆站著，他們則會踐踏我們。」
大眾與菁英的相互依存相當深刻，使阿爾弗雷德．克魯伯（Alfred Kroeber）（他是率先提及農民重要性的人類學家之一）認為「農民……以部分文化組成了部分社會。」羅伯特．瑞德費爾德則更進一步形容農民為「古老文明中的鄉下人……他們觀察仕紳或都市人，並受到對方影響；對方的生活方式和他們相似，卻更加開化……農村的智慧生活（經常還有道德生活）永遠都不整。」他認為，因為「不擅思考的大多數人中的渺小傳統」取決於「聰明的少數人中偉大傳統的領導……遙遠的導師、神職人員、或哲學家，他們的想法影響了農民，而自己或許也受到農民影響。」
處於偉大與渺小傳統之間關係核心的舊政造成了雙向影響，為所有人帶來了責任與權利，而兩派人馬經常彼此抱持著複雜的意見，這點並不令人意外。以中世紀歐洲為例，貴族創造了歷史學家保羅．弗里德曼（Paul Freedman）所稱的「一種混雜的論述，同時也是一種常識；他們藉此同時貶低農民與敬重農民，認為農民理應地位低下，卻又靠近上帝。」人類學家詹姆斯．史考特（James Scott）也認為農民價值觀中的「隱匿文本」（hidden transcripts，史考特稱它們「隱匿」，因為很難從菁英的「官方文本」〔official transcript〕背後將它們解譯出來）直接建構於菁英世界觀之上，而非排斥它。「無論他相不相信法則，」史考特做出結論，「只有愚人才不會注意到，使用這種構思完善的思想資源所帶來的潛在優勢。」
覓食者使用嘲諷、放逐、最後則是暴力，來懲罰忽略自身分享與分工義務的反動份子；如果農民心中的優越人士似乎忽視舊政，並轉為暴君時，和那些覓食者一樣，農民也保留了抵抗與推翻菁英的權利。不過，對於那股定期傳遍農耕社會的強烈怒火，最特別的一點，便是抗議目標鮮少是不平等制度本身：大多時候，大眾怒氣的目標都是當下掌權的少數人士，因為這些人的行為破壞了舊政。
當抗議與威脅無法改變菁英的行為時，農民們有時會採取直接行動，但當他們這麼做時，便會持續堅持自己只攻擊當地掌權者，而非終極權力核心，像是國王、皇帝、或教宗。他們聲稱，位置遙遠的統治者依然保有美德，但他的手下們背叛了他（有句俄國俗話說：「沙皇是好人，貴族則是惡人。」）120農民叛軍的邏輯宣稱：透過攻擊這些邪惡手下，叛軍們是在幫助國王維持舊政。
舉例來說，西元一三八○年，有位名叫理查．迪萊切斯特（Richard de Leycestre）的英格蘭人「穿越了整座伊利村莊（Ely），並要求各階級的男丁都該揭竿起義，和他一同去摧毀各個叛徒，他會以理查國王（King Richard）與忠誠平民們的名義告訴他們這些叛徒的身分。」迪萊切斯特隨即和追隨者們攻擊、搶奪、審判、並將當地一名法官斬首，再把他的頭顱插在鎮上的頸手枷上。遭到逮捕時，迪萊切斯特拒絕承認遭控訴的罪名，堅稱他持有「國王陛下為他的個人安全與財產賦予的保護」。法官們毫不留情。「罪狀相當清楚，理查（迪萊切斯特）確實犯下了上述所有罪行與妨礙治安行為，」他們記錄道，「法官在此宣判，他將在該年上述日期接受絞刑。」
有種模式逐漸明朗化：大眾接受誇張的財富不均，加上對富人感到慍怒，偶爾也會爆發滔天怒火。不過，如果狀況使叛軍認為統治者本身已破壞了舊政，政府便只能採用武力鎮壓，這時國家的前景便十分堪憂。一九○七年，當有人問一名俄國農民，兩年前殺死兩名和平抗議者，是如何改變了他對國家的觀感時，他回答：「五年前大家（對沙皇）抱持著信念與恐懼。現在那股信念已經消散，只有恐懼不變。」十年後，連沙皇也消失了。
＊作者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史丹福大學人類與科學學院副院長、古典學院主席、以及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所長。他是史丹福考古學中心的創辦人之一，並擔任兩屆的所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人類憑什麼：覓食者、農民、與化石燃料——人類價值觀演進史》（堡壘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