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麗島近程、中程、遠程來看，他們的主張有開放黨禁、報禁和言論自由等，資料裡有看到黃信介和境外的人聯絡，就像我們台灣現在常講『境外勢力』，你說的『境外勢力』是中共啊！只要有跟大陸或是跟任何人聯絡都是歸類成『境外勢力』，當時也是這種邏輯思考、跟現在沒有兩樣，你跟大陸有關的人、說他跟大陸大使館有所聯絡，那就可能是匪諜叛亂……」
「『匪諜』講難聽點，你沒有活動的話當然也不知道，但以我自己親身經歷，剛剛說爸爸的同事中就有個匪諜、他也不可能自己講出來，當他一行動的時候就顯露了，平常你怎麼知道他是匪諜？以當時國家社會的狀況、政治情勢來說，你沒動就說你不是匪諜，這也說不過去……」
時至今日接受訪談之軍法官仍以「國家安全」為最優先事項，至於為什麼會這樣，就黃奕瀠所見，這些軍法官都是政工幹校畢業、所受法律訓練一致、訪談時常說「軍人命令就要服從，你敢違背嗎」可能是原因之一。問起當今關注轉型正義者常認為威權時期軍法官等於「加害者」的看法，受訪軍法官也覺得不公平：
「以當事者來看、對他來講會很不公平，要我現身說法說參與審判的軍法官是『加害者』，我是沒辦法接受，因為沒有一個審判者會出於惡意把這人故意拿來定罪，那是不可能的事……體制上設立這單位就是要執行《戒嚴法》，當年辦理規畫軍法審判的案子要合乎法定要件的才起訴審判，沒有合乎的就沒有送來──你可以說當年判決可以考量不同判決，但你用『加害者』冠在當年依法參與審判的軍法官或相關執法者身上，那絕對是一個不可承受之重。」
「我覺得不公平，他（軍法官）屬於當時體制的一環……執行的人依法從事公務行為，你說他是『加害者』，『受害者』到底是誰呢？以當時的時空背景是否叫作『加害』，那些人又真的叫作『受害』嗎？」
那究竟是誰必須為威權時期的悲劇負責？受訪之一軍法官回：「整個國家啊！法律是立法院制定的，法官只能執法，不能創法，也不能逾越法律。」
儘管應該不是每個政治受難者都能平心看待這些軍法官的回答，黃奕瀠的研究也暫且歸納，基本上受訪軍法官有順從體制、內化敵我意識、看似討論法律實則處理政治、遵從既有法律概念而沒有反思等概況，也證實促轉會副主委葉虹靈於開場所言──被視為威權體制「加害者」的人總會說自己是「依法行政」。體制之惡，身為「人」不能有一點反思、一點懷疑嗎？這題勢必花上更多時間追尋，而目前軍法官們的訪談，是稍稍看見「體制內」的人們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