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否認同，這些發言在當今實屬言論自由範圍、甚至在白色恐怖年代的憲法依然有「言論自由」之保障，然而當黃奕瀠問起憲法，一名受訪軍法官回應：「那時候言論自由界線跟現在不一樣，那時沒想到這些……但我們很多學長、教授會講案例，會講大法官解釋、軍法局見解，我們會翻案例書籍、請教老師，每個月都有討論。」在軍法官看來自己所受訓練嚴謹、當時的法律實務不會出錯。
至於因政治言論遭判刑的，黃奕瀠以1975年參選彰化縣長的政治受難者白雅燦為例。當時白雅燦在西門町發放上萬份選舉傳單，因為對蔣經國與國民黨政府提出「29問」被視為「意圖顛覆政府」、被依《懲治叛亂條例》判無期徒刑關綠島，連幫忙印傳單的印刷廠老闆也被關了，細看這些被指控為「意圖顛覆政府」的言論，包括──為何蔣經國不率先公佈財產、杜絕百官貪污之風？為何不公佈蔣介石遺產稅繳納細節？為何不敢坐裕隆汽車以增強「國人愛用國貨」的信心？為何不將女兒與女婿從美國召回、以示決心與1500萬台灣住民共生死？為何不給台灣人民失業救濟補助？為何不能提供全民健保公醫制度？為何無法給予台灣人民養老退休金？為何不敢為派本省人擔任軍事首長、警察首長？……
這些在當今政見發表會看來理所當然的辯論，跟「著手顛覆政府」有什麼關係？受訪軍法官首先回答，只要是沒解嚴、在《戒嚴法》底下授權的案子，法官都必須依規定處理；時至今日，也仍有軍法官認為對這些言論套用《懲治叛亂條例》合情合理──
「你認為是政治主張，但是站在執法者另外的角度看，是假借選舉的方式、一般的選舉不是用這種方式，當時認定他不是用合法的方式來選舉，才會認為他構成（叛亂）。又，經過一般民眾檢舉的話，可見當時一般民眾也同樣認為選舉好像不是這樣選法，他這個主張好像是要變更整個體制，就有合乎『二條一』的那個情形……生在那個條件下的執法者只能盡本分，至於說量刑輕重，以現在眼光可以斟酌是不是過重。」
認為「加害者」一語不公平 軍法官喊冤「是整個國家要負責」：法官只能執法
計程車司機盛讚「大陸人民生活好」有罪、候選人主張全民健保與社會住宅有罪，那麼1979年爭取開放報禁、黨禁、言論自由之「美麗島事件」，在軍法官眼中自然也是有罪。儘管當年《美麗島》雜誌社於世界人權日發起之遊行遭軍警特滲入、羅織暴力衝突指控，當黃奕瀠問這案子是否不至於用到「二條一」、怎麼推定是不是叛亂，曾參與美麗島大審的受訪軍法官們堅持：
「一開始用《叛亂罪》起訴這毋庸置疑……這些人的行為有兩個可能結果，一部份的人送到司法，那用『聚眾暴動』，我們認為『聚眾暴動』應該可以成立、再以他們的行為是『聚眾暴動』的行為上來認定是否構成『叛亂』，兩個不能直接切開，我們覺得是要從這樣的角度討論……『聚眾暴動』是基本事實，我想不管任何人都無法否定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