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程車司機一句「大陸人民生活好」換坐牢7年！軍法官「依法行政」心聲首度公開

「這些『為匪宣傳』其實很多都像阿伯們在榕樹下、熱炒攤聊天會講的話，有些是遊民、有些是計程車司機，你很難想像到他們有具體去『叛亂』的意圖、方法，但他們就是被判刑了……」

一句「大陸人民生活好」，為何換來7年牢獄？攤開1970–80年代政治案件，許多「為匪宣傳」判決在今日看來或許是匪夷所思，有計程車司機時常講「大陸」多好就被乘客檢舉判刑、有街友喊「三民主義比不過共產主義坐牢」、有候選人因主張「全民健保」被控叛亂最後無期徒刑──時隔40多年的今日，當年軍法官的心聲也在訪談首度曝光，他們高度一致認為當年判決一切依法，即便有些政治犯的人生因此破碎，他們也認為「加害者」一詞對軍法官並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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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打手」首度現身發言 視外省政治受難者如「病菌」潛伏：一直抓不到病菌，哪天發作起來人就死了

直到2017年《促轉條例》公告施行、促轉會上路才全面研究「加害者」問題，目前可以明顯知道的是，白色恐怖是高度體制性的國家暴力行使，每個人都會說自己是「依法行政」──本日發表論文便由最常被視為「加害者」之一的軍法官打頭陣，在促轉會研究員黃奕瀠〈政治案件的「生產線」：1970–80年代軍法官意見陳述初步分析〉一文時隔近半世紀首度揭露軍法官心聲。

黃奕瀠首先指出，過去軍法官常被視為「黨國打手」、「鎮壓工具」，但長期以來其實很少聽到軍法官的聲音，無從知道他們怎麼想怎麼去思考、如何做成判決、不知道他們長得是圓是扁，過去長年轉型正義領域沒有「體制參與者」的聲音，而缺乏這些聲音是很可惜的，「唯有說清楚他們在體制裡是怎樣的角色，才能說清楚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背後的各種故事。」

就「參與叛亂組織」案件，大多為外省籍人士被指控年少時曾在中國參加過共產黨、未自首、時隔多年被依大法官釋字68號以《懲治叛亂條例》論罪起訴。例如被判12年的張樹績被控於在來台灣前參加過共產主義青年團、被判5年的于公明被控在1942年於家鄉江蘇擔任「匪軍指導員」。

由於釋字68號規定「未自首視為繼續參加匪黨」，黃奕瀠看到很多個案都是年少時參加過共黨、甚至過去小小年紀參加過「兒童團」，這些人在中國故鄉時可能才10多歲、到1970–80年代可能都中老年了，要怎麼參加「叛亂組織」呢？然而在受訪軍法官看來，這些人就像「病菌」一般。

「當時看來（判決）好像沒什麼不妥，40年前開始戒嚴你都沒出來自首，而且站在國家的立場，如果時效到了就沒事了，那大家都潛伏好了、哪一天整個就推翻，所以在那個性質上，不能因為你堅持法律上某一說的法律見解，而斷送國家的這個命脈──好像人的生命，國家的話我們現在用語叫『國家安全』，其實用我們自然人的想法，這是關係到生命的事、像一個病菌潛伏在身體，如果一直抓不到病菌，哪天發作起來人就死了……」

計程車司機聊政治、候選人傳單質疑蔣經國「為何不將女兒女婿從美國召回」 下場是被控「為匪宣傳」與叛亂

至於「為匪宣傳」一類罪名，或許是當今台灣人更難理解的──就黃奕瀠研究，在她看來這類很多言論都像當今一群阿伯聚在熱炒攤、榕樹下高談闊論聊政治，有些被判刑的是司機、有些是街友，「很難想像到他們有具體叛亂意圖跟方法，但他們就是被叛刑了……這些刑期可能沒有很重，但，這是你我日常可能出現的言論……」

例如遭判4年的宋磊明，發表言論是「共匪提出的通郵通商通航口號很好，今後我們可以跟他相互往來做生意」、「大陸現在行動自由，走路不要路條」；被判7年的景志昌，在47歲時因為擔任計程車司機時期常跟乘客講「共產黨建設大陸成功」、「大陸的產品一切都比台灣好，價格低、到處受歡迎」、「大陸人民生活好，工作輕鬆、逍遙自在」，而遭乘客向警局舉報、之後被判刑；被判刑4年的范春凱，是因為向鄰居說「大陸上很好、很進步，共產黨來台灣還不是一樣」；被判4年的寧人是無業遊民，惹禍上身的言論是「三民主義沒有共產主義好」、「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人民共和國萬歲」。

無論是否認同，這些發言在當今實屬言論自由範圍、甚至在白色恐怖年代的憲法依然有「言論自由」之保障，然而當黃奕瀠問起憲法，一名受訪軍法官回應：「那時候言論自由界線跟現在不一樣，那時沒想到這些……但我們很多學長、教授會講案例，會講大法官解釋、軍法局見解，我們會翻案例書籍、請教老師，每個月都有討論。」在軍法官看來自己所受訓練嚴謹、當時的法律實務不會出錯。

至於因政治言論遭判刑的，黃奕瀠以1975年參選彰化縣長的政治受難者白雅燦為例。當時白雅燦在西門町發放上萬份選舉傳單，因為對蔣經國與國民黨政府提出「29問」被視為「意圖顛覆政府」、被依《懲治叛亂條例》判無期徒刑關綠島，連幫忙印傳單的印刷廠老闆也被關了，細看這些被指控為「意圖顛覆政府」的言論，包括──為何蔣經國不率先公佈財產、杜絕百官貪污之風？為何不公佈蔣介石遺產稅繳納細節？為何不敢坐裕隆汽車以增強「國人愛用國貨」的信心？為何不將女兒與女婿從美國召回、以示決心與1500萬台灣住民共生死？為何不給台灣人民失業救濟補助？為何不能提供全民健保公醫制度？為何無法給予台灣人民養老退休金？為何不敢為派本省人擔任軍事首長、警察首長？……

這些在當今政見發表會看來理所當然的辯論，跟「著手顛覆政府」有什麼關係？受訪軍法官首先回答，只要是沒解嚴、在《戒嚴法》底下授權的案子，法官都必須依規定處理；時至今日，也仍有軍法官認為對這些言論套用《懲治叛亂條例》合情合理──

「你認為是政治主張，但是站在執法者另外的角度看，是假借選舉的方式、一般的選舉不是用這種方式，當時認定他不是用合法的方式來選舉，才會認為他構成（叛亂）。又，經過一般民眾檢舉的話，可見當時一般民眾也同樣認為選舉好像不是這樣選法，他這個主張好像是要變更整個體制，就有合乎『二條一』的那個情形……生在那個條件下的執法者只能盡本分，至於說量刑輕重，以現在眼光可以斟酌是不是過重。」

認為「加害者」一語不公平 軍法官喊冤「是整個國家要負責」：法官只能執法

計程車司機盛讚「大陸人民生活好」有罪、候選人主張全民健保與社會住宅有罪，那麼1979年爭取開放報禁、黨禁、言論自由之「美麗島事件」，在軍法官眼中自然也是有罪。儘管當年《美麗島》雜誌社於世界人權日發起之遊行遭軍警特滲入、羅織暴力衝突指控，當黃奕瀠問這案子是否不至於用到「二條一」、怎麼推定是不是叛亂，曾參與美麗島大審的受訪軍法官們堅持：

「一開始用《叛亂罪》起訴這毋庸置疑……這些人的行為有兩個可能結果，一部份的人送到司法，那用『聚眾暴動』，我們認為『聚眾暴動』應該可以成立、再以他們的行為是『聚眾暴動』的行為上來認定是否構成『叛亂』，兩個不能直接切開，我們覺得是要從這樣的角度討論……『聚眾暴動』是基本事實，我想不管任何人都無法否定這件事。」

「從美麗島近程、中程、遠程來看，他們的主張有開放黨禁、報禁和言論自由等，資料裡有看到黃信介和境外的人聯絡，就像我們台灣現在常講『境外勢力』，你說的『境外勢力』是中共啊！只要有跟大陸或是跟任何人聯絡都是歸類成『境外勢力』，當時也是這種邏輯思考、跟現在沒有兩樣，你跟大陸有關的人、說他跟大陸大使館有所聯絡，那就可能是匪諜叛亂……」

「『匪諜』講難聽點，你沒有活動的話當然也不知道，但以我自己親身經歷，剛剛說爸爸的同事中就有個匪諜、他也不可能自己講出來，當他一行動的時候就顯露了，平常你怎麼知道他是匪諜？以當時國家社會的狀況、政治情勢來說，你沒動就說你不是匪諜，這也說不過去……」

時至今日接受訪談之軍法官仍以「國家安全」為最優先事項，至於為什麼會這樣，就黃奕瀠所見，這些軍法官都是政工幹校畢業、所受法律訓練一致、訪談時常說「軍人命令就要服從，你敢違背嗎」可能是原因之一。問起當今關注轉型正義者常認為威權時期軍法官等於「加害者」的看法，受訪軍法官也覺得不公平：

「以當事者來看、對他來講會很不公平，要我現身說法說參與審判的軍法官是『加害者』，我是沒辦法接受，因為沒有一個審判者會出於惡意把這人故意拿來定罪，那是不可能的事……體制上設立這單位就是要執行《戒嚴法》，當年辦理規畫軍法審判的案子要合乎法定要件的才起訴審判，沒有合乎的就沒有送來──你可以說當年判決可以考量不同判決，但你用『加害者』冠在當年依法參與審判的軍法官或相關執法者身上，那絕對是一個不可承受之重。」

「我覺得不公平，他（軍法官）屬於當時體制的一環……執行的人依法從事公務行為，你說他是『加害者』，『受害者』到底是誰呢？以當時的時空背景是否叫作『加害』，那些人又真的叫作『受害』嗎？」

那究竟是誰必須為威權時期的悲劇負責？受訪之一軍法官回：「整個國家啊！法律是立法院制定的，法官只能執法，不能創法，也不能逾越法律。」

儘管應該不是每個政治受難者都能平心看待這些軍法官的回答，黃奕瀠的研究也暫且歸納，基本上受訪軍法官有順從體制、內化敵我意識、看似討論法律實則處理政治、遵從既有法律概念而沒有反思等概況，也證實促轉會副主委葉虹靈於開場所言──被視為威權體制「加害者」的人總會說自己是「依法行政」。體制之惡，身為「人」不能有一點反思、一點懷疑嗎？這題勢必花上更多時間追尋，而目前軍法官們的訪談，是稍稍看見「體制內」的人們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