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府「漢賊不兩立」的政策，因亞銀會籍案而出現「賊來漢不走」的情況，接著在一九八六年春天發生的意外事件，進一步讓蔣經國所提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開始鬆動；五月三日一架華航波音七四七貨機自曼谷飛往原定降落的香港啟德機場時，突然偏離既定航線，朝北飛行，這架漆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華航貨機，在廣州白雲機場降落後，機長王錫爵公開要求「在祖國大陸定居」，還稱「我很想念大陸的山河和親人」。對於致力於對台統戰與兩岸接觸的中共高層而言，這不啻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於是北京立即要求台北華航總公司盡速派員前來商談貨機處理，欲藉由此事件促成兩岸直接談判，中共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接見王錫爵時聲稱，北京主張兩岸三通，中國人自己的事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為佳，他又說，如果同機抵達的其他兩位華航組員想回台灣，北京將充分尊重其意願，然而華航與中國民航彼此派員討論飛機、貨物如何處理的「業務性問題」，總是應該的。
「官民分離」處理華航機師叛逃案─「兩航會談」
華航貨機的叛逃案，為國府堅守多年的兩岸政策原則帶來巨大考驗，蔣經國第一時間的反應傾向採取務實立場，以人道關懷與救人為優先考量，蔣在與郝柏村討論此事時，對於曾為「黑貓中隊」U-2機優秀飛行員的王錫爵為何會叛逃，表示實在無法理解；郝則指出「三不政策」僅止於政府與官方階層，民間則是採取不迴避、不退讓與不妥協的政策，而且過去國際體育活動已有先例，必要時政府應當出面談判，蔣經國表示認可。五月十三日，台北一改原本堅持由第三方協助處理此案的態度，宣布由華航香港分公司代表就近與中國民航洽談交還貨機與機員事宜，北京則由身兼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國家主席楊尚昆，親自擔任指導談判最高總指揮。為安撫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同時回應民間質疑政府的大陸政策是否已轉變，行政院再度重申「三不政策」的基本立場不變，並警告中方不要利用單一飛航事件來政治勒索，儘管如此，兩岸之間因為此一談判而進行歷史性的接觸，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
蔣經國願意著手建構「官民分離」的模式，讓具有準官方色彩的華航與對岸中國民航直接談判，除中方佔盡優勢、台北居下風之外，似乎還與不久前兩件看似獨立的事件有所關聯。該年（一九八六）二月初，日本京都地方法院完成一件訴訟案判決，判定台、日斷交前國府駐日大使館所擁有的京都留日學生宿舍「光華寮」，其產權歸台北所有，判決出爐後，當時據有「光華寮」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不服，因此提出上訴，結果大阪高等法院維持原判，創下國府在無邦交國家成功爭取國有財產之首例，其政治意義重大；而北京反應強烈，多次施壓日本政府以行政命令影響司法判決，但遭到拒絕。接著在四月下旬，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接受華府智庫專訪時聲稱國府政權擁有「正當性」（legitimate），因為是透過台灣當地合法選舉所組成，一個有民意基礎的國民黨若與北京展開談判，將具有重要的意義。此番談話引起國際關注，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立即注意到此事，並向蔣經國彙報。或許在蔣看來，雖然這兩件個案有助於強化台北面對北京的信心，但也可能引發兩岸之間不必要的誤解，因此可藉由同意雙方派員直接交涉華航貨機，技巧地緩和國共關係。不論如何，歷史性的兩航會談於當年五月十七日至五月二十日在香港舉行，最後以簽訂《兩航會談紀要》，雙方就地交接人員與飛機而宣告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