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論及華航貨機「叛逃」時，有謂該事件為日後兩岸接觸與談判模式開啟新局，然而平心而論，遲至一九八七年春天，並無證據顯示蔣經國已準備大幅度改變大陸政策；在該年五月二十七日國民黨中常會上，蔣發表重要談話，此時解除戒嚴令已是既定目標，然而「黨外」勢力正快速膨脹，街頭抗議的活動層出不窮，蔣最在意的仍是被他視為「生存發展根本」的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在其認知裡，「隔海中共無日不想消滅我們，如何確立我不敗之地，首須不予敵以可乘之隙。」直到此刻，「三不政策」似乎仍是蔣經國的核心堅持。然而當時台灣經濟正快速起飛，一旦政治也全面走向民主化與本土化，北京便有充分理由懷疑國民黨是否「另有企圖」，開放民間層次的大陸探親與交流，因而成了蔣經國試圖緩解對岸的疑慮、化解台海緊繃的形勢而打出的一張王牌。
撒手人寰前開放兩岸探親─思鄉情懷的最終回歸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國民黨中常會決議開放大陸探親，而兩岸之間不進行政治接觸、談判與妥協，依然被奉為圭臬，這也是蔣經國平衡黨內開明與保守兩股勢力的手段。微妙的是，在蔣生命最後幾個月裡，隨著台北明顯放寬兩岸民間交流的限制，兩岸高層之間透過私人管道進行溝通傳話，似乎又熱絡了起來。如同父親蔣介石晚年因思鄉心切，而曾經對台灣與蘇聯合作反攻大陸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晚年蔣經國同樣因為思鄉之情，也在思考如何早日回到中國大陸；擔任總統官邸廚師長達三十年的楊煥金回憶，該年十月十五日行政院正式宣布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的前三天，他奉蔣經國之命，攜帶一封私人信函前往上海轉交中共有關人士，臨行前蔣特地交代部屬，此次上海之行不需申報。楊煥金抵達上海後，中方派兩部車前來迎接，送他前往某處傳遞蔣的私函，他本人也在中方安排下，回到江蘇故鄉探望親人。一九八八年元月蔣經國去世後，鄧小平在同年秋天接見台灣學者魏萼時親口證實，蔣生前曾透過管道帶口信給他，提出六點有關中國前途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國國民黨未來在大陸發展的可能性，鄧還公開肯定蔣主張兩岸未來應和平統一。曾任蔣經國機要秘書的沈誠也指出，一九八七年底蔣確實準備派遣國民黨人士，前往北京與對岸討論統一問題。
從一九五○年初那一趟驚險的西昌之行最後一次踏上中國大陸，直到一九八八年年初撒手人寰前夕決定開放兩岸探親，近四十年來蔣經國在兩岸關係議題上的心路歷程極為錯綜複雜；他親身經歷冷戰時期「兩岸密使」的虛虛實實，以及隨之而來的國共心理與宣傳攻防戰，還有諸多此類傳聞對他本人所帶來的政治傷害；他也親睹七○年代在其主政下美、中、台三邊關係的消長起伏，以及此段過程帶給台灣的痛苦；八○年代以後，他更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香港回歸的談判成功所引發對台和平統戰的壓力有切身感受。思索兩岸關係時，蔣經國始終冷靜務實地以台灣安全與內部穩定為優先考量，儘管如此，他本人卻也從未失去對故土鄉情濃郁的思念與情感。
蔣經國晚年時放寬與大陸接觸的決策，或許有台灣即將走入民主化、藉此緩和兩岸態勢的深層考量，也可能是面對國際潮流的急遽變化與中國大陸內部的快速發展雙重壓力下的結果，不論如何，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以來，在彼此長期處於敵對狀態，甚至數次兵戎相向的情況下，他終究以政治強人的高度開啟了封閉達四十年之久的兩岸交流之窗，更為九○年代以後台北更趨務實的兩岸政策奠定深遠的基礎。回顧這段歷史過程，或許今日兩岸的領導人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正面的啟發。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出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