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看待成功的態度就和清教徒對救贖的看法一樣，不是出於機運或恩典，而是我們自己努力拚搏得來的報償。這是才德觀的中心思想。它高舉自由（憑藉努力掌握自身命運的能力）與應得：若我手上擁有大量世間事物（所得、財富、權勢與地位）都是自己掙來的，那我必然配得它們。成功是才德的象徵，富裕是我應得的回報。
這種思想非常振奮人心。它鼓勵人視自己為命運的主人，而非受役於不受他們掌控的力量。但這種思想也有黑暗面。我們愈認為人是自為自足的，就愈不可能在乎比我們不幸的人。既然成功是我個人的本事，那失敗必然是輸家自己的錯。這種思想腐蝕了休戚與共感。太過強調命運操之在己導致我們很難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過去四十年來，才德配位思想在民主社會的公共生活裡愈來愈根深柢固。即使不平等急遽惡化，大眾文化仍然不斷宣揚命運操之在己和人人得其所當得的想法，感覺就像全球化的贏家需要說服自己和眾人，社會上層者本來就該爬到上層，下層者本來就該淪落下層似的。如果沒有，那也是沒能去除障礙，讓機會平等的緣故。主流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政黨近幾十年來的主要分歧，也都環繞在如何定義及實現機會平等，好讓人人全憑才能與努力決定自己能爬多高。
拚搏與當得
我會察覺才德思想的菁英心態正在蔓延，是因為學生的緣故。我從一九八○年開始在哈佛大學教授政治哲學，不時有人問我學生對事情的看法有什麼改變，但我往往覺得很難回答。學生在課堂上討論我教授的那些主題時，總是帶有各式各樣的道德與政治立場。我沒有在學生身上看到明顯的改變，只有一點例外。那就是從一九九○年代到現在，愈來愈多學生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勞，是他們努力的結果，是靠自己掙來的。在我教過的學生裡，這樣的才德信念愈來愈強。
我起初以為那是因為他們成長於雷根時代，內化了當時的個人至上哲學。然而，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這種才德思想橫跨所有政治立場，尤其討論到大學招生的平權措施更是明顯。絕大多數的學生，不論支持或反對平權措施，都深信自己超級努力才符合哈佛的入學資格，因此錄取全憑真本事。若有任何一點暗示，提及他們能進哈佛是因為運氣或個人努力以外的因素，都會引來強烈不滿。
某些學校的菁英心態愈來愈重，其實不難理解。過去半世紀來，一流大學的入學難度不斷飆高。一九七○年代中期，申請史丹佛大學的高中畢業生有三分之一獲准入學。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期，哈佛和史丹佛的入學率只剩五分之一，二○一九年時更不到二十分之一。隨著入學競爭愈來愈激烈，想進頂尖大學（或父母希望子女進頂大）的孩子的青春期已經成為奮發拚搏的戰場，塞滿規畫詳細、負擔沉重、壓力巨大的進階先修課、私人入學顧問、學術評估測驗家教、體育和其他課外活動、實習及偏遠地區服務，以便博得大學招生委員的青睞。所有安排都受到焦慮的直升機父母嚴格監控，只為讓兒女得到最好的。
熬過如此壓力與拚搏的孩子，很難不認為錄取是自己努力用功的結果，是自己掙來的成就。這樣的想法並不會讓他們變得自私小氣。許多孩子進了大學之後仍然花費大量時間從事公益或其他善行；但中學時期的奮鬥經歷讓他們成為堅定的才德配位論者，和清教徒祖先一樣深信成功是自己努力當得的報償。
我在學生身上看到的才德思想不是美國大學獨有的現象。二○一二年，我到中國東南的廈門大學演講，主題是市場的道德限制。在我演講前不久，中國才發生一名十幾歲少年為了買iPhone和iPad而賣腎，登上了新聞頭條。我問廈門大學的學生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不少學生抱持放任自由主義的觀點：只要那名少年是自願同意的，沒有受到威脅強迫，就有權賣腎。反對的學生則認為，有錢人為了活久一點而向窮人買腎是不義之舉。這時一位坐在演講廳後面的學生說話了：有錢人靠自己掙了那麼多錢，表示他們有才有能，理當活久一點。
我被那麼赤裸裸的才德思想嚇了一跳。事後回想，我發現這樣的回答在道德上跟成功神學非常接近。成功神學認為健康與財富是神恩的象徵，那位中國學生顯然應該不是清教徒，也不是在基督教天命觀裡長大的。但他和他的同學都成長於中國轉向市場化社會的年代。
過去十年來，我造訪過不少中國大學，發現有錢人配得財富的想法深植在學生的道德觀中。儘管有文化差異，但那些中國學生跟我在哈佛教過的學生一樣，都是生於超級競爭的市場化社會，在超級競爭的招生制度下的贏家，難怪無法接受成功其實有賴於他人的想法，而是認為體制基於他們的努力與才能所給的犒賞都是自己的功勞，因此當之無愧。
＊作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牛津大學博士，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巴黎索邦大學客座教授。1980年起在哈佛大學任教，2002至2005年擔任美國總統生命倫理委員會的委員。以《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一書奠定其學術地位，並獲得哈佛大學教學卓越獎、美國政治學會特別成就獎。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先覺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