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個脈絡引申自第一個脈絡——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對「愛國」形式有不同理解，對「外國勢力」之於中國發展的重要性有不同取態。清末之時，在1894年，鄭觀應於《盛世危言》中提出「商戰」之說：「語云：海能富而後能強，能強而後能富。灰可知非富不能圖強，非強不能保富，富與強實相維繫也。然富出於商，商出於士、農、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國以商富國，以兵衛商，不獨以兵為戰，且以商為戰，況兵戰之時短其禍顯，商戰之時長其禍大。」鄭觀應與西方頗有接觸，本身也是太古洋行買辦，他後來加入中國輪船招商局。鄭觀應提倡「實業救國」，其取態較親「外國勢力」，這不但廣為身處英治下的新港華人菁英所接受，從中國大陸到西方留學的菁英對此也不無共鳴，中國史上首位美國留學生容閎是絕佳案例。容閎生於廣東，受學於澳門與香港的西方傳教士學校，與太平天國領袖曾有交情。他支持清政府洋務運動，亦曾參與戊戌變法，後來更改而支持革命。容閎最終沒有加入太平天國運動，重點不在於其政見與之不合，而在於他其時務實評估，太平天國後勢並不理想。容閎也與台灣日殖總督關係良好。上述新加坡華人領袖陳嘉庚之案例更具戲劇性。縱其一生，他從支持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變為支持毛澤東的中共政權。容閎與陳嘉庚皆以自身言行呈現「中國｣作為政治概念的不同形態。香港歷史學家冼玉儀（Elizabeth Sinn）曾言：「許多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人物，都曾在香港停留，這並非巧合……在生活中，他們和外國人接觸，其華人民族認同由此而生。」不過，至20世紀初香港海員大罷工爆發之時，英治下的香港所持的「實業救國」務實愛國思想，與中國大陸愛國觀之間的鴻溝變得極其明顯。作為罷工背後重要推力、傾向仇外的廣州中共左翼力量認為，罷工潮的意義，在於反帝國主義和階級鬥爭，按其觀點，香港重要社會組織東華三院則是「留居香港的中國紳商之大集團……是一仰承帝國主義頤指氣使的洋奴組織，故在香港頗有政治勢力。」（見第3章）
形塑「中國」想像的經濟誘因
第3個脈絡，是從新加坡與香港華人角度看，「中國」之敵人經常有變。中國大陸對外輸出民族主義論述並非當中主因，其箇中真正關鍵，是新港華人會按自身經濟利益定義「中國」敵人身分，思考與「外國勢力」保持何種關係。從20世紀初至今天，某種流行於中國大陸的愛國觀點總會認為，日本乃至英國是中國大敵，杯葛「外國勢力」是理所當然之事。但對近世新港華人而言，這卻非必然。於1920年，中國大陸因日本對華「二十一條」之國恥而感憤懣，繼而發起五九國恥日杯葛日貨運動，但在同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之後，香港與新加坡華商卻仍然舉行籌款活動，為日災籌賑。「星加坡華僑籌賑日災會」曾在報章刊登聲明，指：「蓋聞上天有好生之德，人類有樂善之心。吾人上體天德，下察人心。本天人慈善好生之情，發為救災恤鄰之舉，此星加坡華僑籌賑日災會之所由成立也。溯自日本災耗傳來，世界人類，莫不同深悲悼。」至30年代，新加坡華商對日貨改持敵意，則與政治因素關連甚少。當時全球歷經經濟大蕭條，歐亞貿易萎縮，此時日本作為後起帝國南進，日貨在南洋市占率節節上升，這自然增加新加坡華商排斥日貨的誘因。（見第5章）但需要注意的是，在40年代之前，中國大陸本身也是新港親近「外國勢力｣以取得利潤背後之推力。從30年代起，中國漸能取得關稅自主權，其內向排外的經濟民族主義意識漸現。為振興中國工業，中國政府嚴格定義「國貨」，新港華商之下出產品往往難被中國大陸認定為「國貨」。對華貿易成本變得高昂，令英帝國版圖之內的特惠關稅制度變得更具魅力，處於中國大陸之外、英治之下的新港經濟圈由此成形，於1930年代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和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聯合推動海外華人版本的「國貨運動」。（見第6章）至1940年代，於中日對戰中，中國軍隊節節敗退，中國國土逐漸萎縮，中國大陸資本家南下至香港，中國政府才逐漸放寬香港出產品的「國貨」資格。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抗戰期間，香港華商也沒有積極購買國民政府的戰時國民公債，以資本支援「國家」。（見第4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