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外華人史回望新加坡與香港的空間發展軌跡
第二，在近世之中，同為港口城市的香港與新加坡並非僅為中國「邊陲」，雙城其實也扮演推動「中國」發展的中心角色。在書中，學者郭慧英引用人類學者何永盛（Engseng Ho）的觀點，指新加坡與香港本質上是「局部社會」（partial society）——「當我們在建立一個跨區域時，社會局部性處處可見。這種局部性既非古典理論所理解的全面與綜合社會，亦非後現代理論所重的支離破碎。這種不完整令我們傾向拼湊各種局部零件。港口城市和殖民地正是局部社會的孕育場域。」
對近世新港發展軌跡的特質，郭慧英於本書終章有極具啟發性的總結：
「在兩次大戰間，全球自由貿易受各國保護政策衝擊，新港華商在英帝國、日本帝國、中國之間，利用英帝國特惠關稅、中國民族主義、日本南進政策，創造新的經濟機會，也突顯了海彈性公民權灰。新港不只是英帝國殖民地，亦非只是日人眼中亞洲尚未開發的南洋，南洋華人自稱華僑，也不完全跟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領導。這都說明，南洋並非只是中國大陸的延伸，而是一個獨特的政經與文化空間。這個空間以香港與新加坡為兩軸，香港接連廣東，新加坡接連福建，同時亦串連日本帝國的商業網絡（例如粵商的神戶—香港—新加坡商業網絡，或閩商在日本南進政策之下從基隆經爪哇各埠到新加坡的物流線）。也可以說，香港和新加坡的商業走廊，是在中國、南洋與日本帝國（包括台灣）貿易交流與政治動員之中，華商跨域活動的匯集處。這個空間的歷史，也因而是多重的流動史。」
近年有關特區市（Charter City）的研究指出，發展中國家需在境內設立形同「國中國」的特區，匯聚全球的多重流動，國家才能興旺，才能快速發展。盛載多重流動史的新加坡與香港，自然對近代中國之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此可舉書中2例，以茲說明。其一，如郭慧英所分析，在1938到1940年之間，陳嘉庚的南僑總會終究曾以大量金錢支援重慶國民政府的軍事行動。一旦陳嘉庚不再支持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的戰時動員能力便會大受打擊。其二，後來陳嘉庚不再支持蔣介石，改而支持中共，也是先將資金匯至香港，才能從香港匯款至延安。近期香港親建制智庫編纂《香港志》，不無強調香港作為「邊陲｣「地方｣之意，在此時細讀郭慧英之研究，思考近世新加坡與香港的空間特質，批判來自中國大陸的「坡縣｣之論，必有所啟發。
「中國」想像與華南僑鄉鄉緣
第三，海外華人的「中國」意識，其實主要源於他們對華南僑鄉的關懷之情。換言之，「中國」想像其實是以地方為本位，地方為實，國為虛。事實上，在本書開章，我們可以見到，中國大陸的五四運動引發了新加坡閩人與粵人之間的衝突，而且粵人對其家鄉之旁的閩人認識不深。此外，以陳嘉庚為例，他改而支持中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主理的南僑總會組織回國慰勞團，到中國考察之時，陳嘉庚發現，其故鄉福建在國民政府官員、淅江勢力代表陳儀治下，問題叢生。這令他更覺中共氣象之清新。如郭慧英所指，在南洋各屬福建同鄉代表大會成立大會之中，陳嘉庚指，國民黨指派到福建的高層官員，都是「浙江派」。他形容，浙江幫在福建，猶如日本人在台灣。在民國30年4月7日，國民政府駐新加坡總領事高凌百向重慶外交部發電報，如此記錄陳之發言：「陳嘉庚在閩會稱亡台灣者為日本、亡福建者為浙江派，閩人若不急起必將淪福建為浙江派之殖民地……」近年開始有香港學者研究「福建幫」之勢力與中國香港特區時代政治發展之關係，書中這一部分對此研究定有所啟示。
在「大一統」與「去中國化」之間
學者郭慧英在終章結論說：
「時至今日，國家已逐漸操控中國與海外之間的流動。海外華人如何才能保存既有的多元自主文化空間？參考20世紀初的歷史經驗，保存閩、粵、潮、客等華南語言，鞏固各華南語言族群的在地與跨域網絡，維護多元自主的民間社會，也許仍然是應對中國大陸官式民族主義的最佳答案。」
這個結論指涉的對象，其實不只限於中國大陸官方。近年在中國政治壓力下，台灣與香港政治共振浮現，徹底「去中國化」的抗爭路線愈來愈受歡迎。對於如何能在「大一統」與「去中國化」建構海外華人自主的抗爭路之問題，郭教授這本重要著作同樣能夠為此提供答案。
＊作者為台灣季風帶總編輯，本文選自《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台灣出版社季風帶出）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