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儒家企圖用「道德」來維持「天子」的地位，那麼法家用的則是「法律」，這個法律的特點集中表現在「刑法」上。其實，道德和法律是一對相輔相成的概念，各有各的位置和用處，就像蘋果和梨都是水果；但是在諸子百家那裡，它們常常處於對立的狀態，就如儒家與法家。這種「優良傳統」一直流傳至今。比如你遵從道德的指引， 很可能就違反了某一條法律；而你要想不違法，就只好無視道德的律令。就拿道德的最簡單最基本的教導來說：誠實是一種美德，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你要是敢說實話，就難免有牢獄之災。這可真令人犯難。天長日久，人們就養成了把謊言當作真理的生活習慣。同時我還猜想，中國古人的思維是否都是「單弦」呢？是不是像中國的樂器，比如二胡， 你只能拉1根弦，而不能像提琴那樣同時拉2根弦，即和弦呢？說來真是個有趣的現象：二胡與提琴的創造者的「發想」，或說構思為什麼如此不同呢？
統治者的2把刃：禮教與法治
如同儒家的「非哲學」是用「禮教」泯滅中國人的思維和判斷能力，法家用的是「法治」。儒與法是統治者的2把刀，不同的是：一把是軟刀子，一把是硬刀子。是儒是法，基本上根據統治者的喜好。一般認為中國以儒家思想為其特徵，這是因為大多數統治者認為用軟刀子扼殺人的精神更有效、更「文明」，就像狼應該披上一張羊皮。說來有趣： 從「精神」角度，道德精神和法律精神本來是一體的，只是法律出現在道德的「底線」上，或說一旦僭越道德，便由法律來裁判。但是在中國，儒與法是統治術裡互相制約的兩極，為了避免「跑偏」。
在法家之中，韓非子最受後人推崇，被稱為「集大成者」。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他提供了一套相對「完整、合理」的統治術，或稱「御人之術」，因而很合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胃口。但是談到哲學，只能說聲抱歉，總不能把哲學降低到「常識」的地步吧？把韓非稱作「哲學家」，不是外行就是忽悠。
還是說說商鞅吧，他是法家中的法家。
據說有2個商鞅：變法的「好」商鞅和《商君書》裡的「壞」商君。但是從商鞅登台後秦國一以貫之的歷史看，似乎只有1個商鞅。2個商鞅的說法是恐怕是中國人嫁禍於人的慣用伎倆。搞不清楚的還有：如同中國幾乎所有古典，《商君書》也存在整體或部分的「著作權」問題，在筆者看來，這並不重要，因為筆者對商鞅本人並無什麼興趣。重要的是《商君書》的「理論」，不管它是誰的。
談商君不是因為他那裡有什麼哲學的要素，而是想舉例說明缺乏哲學會有多麼可怕！還有一個間接原因：「法」也在廣義的哲學範圍之內。
幸虧好像還沒有「學者」給商鞅戴上「哲學家」的帽子，這大概是因為在商鞅看來，「知識越多越反動」，就連探討知識問題都是違法的吧。難道古來真的也存在這麼一層顧慮：過度宣傳商鞅反而會適得其反？根據統治術，這個擔心的存在很有可能。
如果說秦始皇統一的中國對中國未來意義深遠，那麼商鞅功不可沒，因為秦國之所以強大，與商鞅變法有著必然的關係。據司馬遷說，商鞅有好幾套治國方案，只是為了配合秦孝公想當霸主的願望才最終選擇了「富國強兵」的急速路線。這種說法很令人懷疑：難道商鞅真的可能在登門拜訪之前對「面試」毫無準備、對秦孝公一無所知？難道商鞅真的愚鈍到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婉拒才領悟到孝公的意思嗎？幸虧孝公閒暇，如果孝公拒絕第4次的接見，商鞅可能就真的要懷才不遇了！從商鞅的所作所為來看，他的「徹底」的精神似乎只適用一套方案，即使真有幾套方案，也一定大同小異。這是他的人品所決定的。
編造歷史 有利治國
筆者不是搞歷史的，也許難免有錯誤的判斷。不得不提一筆的是：在發現中國沒有哲學精神的同時，又開始懷疑中國是否也缺乏「歷史精神」。縱觀史書，隨意編造的「歷史」隨處可見，這大概也是中華優良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吧。好像歷史就是用來被隨意消滅、篡改、偽造、美化的，為了達到「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效果。由於沒有批判和反思的精神，於是乎一傳十十傳百、人云亦云、三人成虎。
還是舉個例子吧：據說商鞅變法始於西元前356年，為了立竿見影還搞了「徙木立信」，並在「期年」（司馬遷如是說） 3因公子駟犯法，為殺雞馴猴而懲處了他的2位老師。我算了一下，公子駟據說生於前356年，那麼犯法的時候才1歲，連站都站不穩。假設司馬遷筆誤，那麼換一個通融的算法：據說公子駟繼位於前338年，接著商鞅被車裂。鑒於公子虔檢舉商鞅謀反之前因為又犯了法而被剜去了鼻子因而8年大門不出，那麼最遲第2次犯法也在前346年之前，即使省略與2次（一說就是1次）被處罰之間的空檔，公子駟犯法的時候也不到10歲！到底犯了什麼罪（一說殺人，還因此被流放，查無實據）？ 難道商君還制定了「兒童犯法與成人同罪」的「兒童法」？是否這個「兒童法」因為年久失傳而不為我們所知？哎，沒準搞歷史的比搞哲學的還要不幸！（後來發現也有人發現了司馬遷的時間問題。）
事情還沒搞清，一些缺乏法律概念的人就開始謳歌商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竟然理解不了這正是不平等的典型範例，不但立法，而且執法！……我們最終無法知道歷史真相，這正是統治者們的願望，也是現今的寫照！
商君的「理論」基礎在於：「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在這裡，「國」與「民」是對立的概念，你只能拉1根弦。不知商君人品的人對這一「奇妙而深奧」的道理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說整體由部分組成，部分大、整體才能大，怎麼可能相反呢？這是根據什麼邏輯？在這裡商君玩的是文字遊戲：偷換概念。這種遊戲很有效，不管對上還是對下，皆大歡喜，中國到今天不是還在玩嗎？根據中國的傳統觀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國」就是「君」，「君」就是「國」，就像黨就是國，國就是黨。只有這樣，商君的理論才合乎邏輯。或者說：這就是有商君特色的邏輯！ 如果直說「民弱君強」不是太露骨了嗎？只有讓老百姓像崔健唱的那樣「一無所有」， 統治才能固若金湯。
說來耐人尋味：「法制」與「法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那就是是否以「平等」的觀念為其前提條件。中國從古至今有的只是「法制」，而西洋的倫理精神孜孜以求的卻是「法治」！好像在說繞口令：在這一點上，你可以看到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法治」與「法制」發音一樣，你搞不清楚他在說什麼，忽悠起來得心應手！
這裡並非以今人的觀點要求古人。幾乎與商鞅同時的亞里士多德（又譯：亞里斯多德） 就認為「法治比任何一位公民的統治更為可取」(《政治學》)。並且古希臘還有用生命捍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範例。被視為「異端」（儘管關於「異端」的說法各異）的蘇格拉底欣然接受了陪審團的死刑判決，而拒絕了逃生的手段。插一句，我不知道蘇格拉底是有意還是無意，總之，他用死給後世留下了一道難題：一個「天才」（這個概念原本只限於藝術領域，這裡取其「廣義」）如何可能被「群眾」認知？當然不是指事後。（筆者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有類似的體驗：曾擔任「智商鑒定所」所長，幾乎得罪了所有的客戶，實在是個費力不討好的買賣！）這也是民主所要面對的最大難題。因為歷史上很多騙子都是借著普選和「天才」的光環登場的，進而把民主搞成獨裁。
＊作者筆名老喚。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研究室工作，1987年至1996年在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完成碩士和博士課程。現居日本東京。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中國有哲學嗎？：NO！中國只有為政治服務的漢字忽悠術！》（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