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還有一件事。陳啟禮、吳敦和董桂森三人完成任務之後，當天深夜回到洛杉磯，第二天（十六日）在柳茂川的安排之下住在片商江文雄家中，結果香港第一影業公司老闆黃卓漢掛電話來，跟江文雄講的竟然是，「陳啟禮幹了一見轟轟烈烈的事，你曉不曉得？」。放下電話後，江文雄就問陳啟禮，「你做了一件什麼事那麼轟轟烈烈？」。陳啟禮表面上不動聲色，心底卻震驚不已，「怎麼這麼快就傳進了黃卓漢的耳裡？」。
陳啟禮當時懷疑是臨陣脫逃的帥嶽峰洩露出去，因為除了情報局還有他們三人之外，只有帥嶽峰最清楚他到美國是要做什麼事，而且帥嶽峰本人就在電影圈內。但我個人認為，本身也為電影製作人的皮建鑫，也有可能是洩露出去的人，
總之，這件事讓陳啟禮產生了警覺。他心想自己是情報人員，絕對不會有事，但吳敦跟董桂森只是自己的兄弟，而且是他把他們拉了進來，他有義務要保護他們，特別是吳敦跟董桂森兩人都不想回台灣，但陳虎門又催促他一定要盡快把兩人帶回，他才心生要將整個過程錄音存證以備不時之需的想法。
陳啟禮三人原本計畫十月十七日從洛杉磯回台，柳茂川也趕來幫他們處理機票事宜，卻發現洛杉磯警方已經在開始在機場盤查亞裔旅客，他們不敢冒險，於是又在柳茂川的安排下住進謝大銘家中。也就是在謝大銘家，陳啟禮把吳敦跟董桂森叫到地下室，跟他們說他本人是情報員，而且跟蔣家兩兄弟（蔣孝武、蔣孝勇）的關係很好，萬一出了什麼事，他絕對不會有問題，但吳敦和董桂森都是他的好兄弟，他不願意見到有任何意外事情發生到他們的身上，所以他決定錄製兩捲錄音帶，說清楚整個事情的原委，交給吳敦、董桂森各一捲，並且要他們交給信任的人，作為必要時候保命之用。這就是那兩捲錄音帶的由來。
後來，吳敦的那捲就近交給了皮建鑫，董桂森那捲則在幾天後到休士頓時交給了陳志一（黃鳥）。皮建鑫在一九八六年七、八月間在紐約市南區聯邦法庭上為「竹聯幫販毒案」出庭作證時表示，他手上的那捲已經銷毀，並且證實了陳啟禮當時是錄了兩次而非拷貝，所以兩捲內容略有不同。至於「黃鳥」手上的那捲，後來就交給了「白狼」跟向拔京，作為跟國民黨政府談判的籌碼，之後因為談判沒有進展，「白狼」就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二日將它交給了美國聯邦調查局。張安樂事後說，「交給聯邦調查局之後，我一覺醒來看到報紙，汪希苓、胡儀敏、陳虎門都被捕收押了」。他說，「聯邦調查局的人還掛電話給我，說怎麼台灣方面這麼快就知道了。我跟他們說，『你們問我，我問誰？錄音帶在我手上兩個多月都沒事，一交給你們就出事？』」。
張安樂把錄音帶交給聯邦調查局
張安樂交給聯邦調查局幹員的那捲錄音帶長約十四分鐘，開頭是這樣的：「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他是中華民國政府一直在培養的優秀人員。可是，最近一、兩年裡，他背叛了國家對他的苦心培養，甚至著作了『蔣經國傳』，直接侮辱了國家元首，所以在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四日，情報局情報訓練基地，局長的房間裡，由汪局長指派我陳啟禮還有助手帥嶽峰，到美國執行刺殺叛徒劉宜良的事件……在座的有胡副局長，還有陳虎門處長，選陳處長為聯絡人，是因為陳處長的工作以前在泰國，現在在東南亞，這樣可以避免嫌疑……我留下這捲錄音帶，主要是對吳敦以及小董的責任感，因為我擔心這件事情會導致政府方面對我們的殺人滅口，所以留下這捲錄音帶……至於我的身份，我是中華民國情報局的情報員，在情報局裡面，我的名字是鄭泰成，我的本名是陳啟禮，我是屬於『基』，基地的基，6217，我的編號號碼是730063，我是情報局長汪希苓直接吸收我進情報局的，我直接聽命於汪局長，而下令我執行的人是胡副局長，我的聯絡人是陳處長陳虎門，我的任務是狙殺這些叛逆，發展在美國的竹聯幫，發展台灣整島的竹聯幫」。
這裡再講一個小故事。當時所有的記者都想知道並報導這捲錄音帶的內容，我當然也不例外，也跟張安樂表達了意願，並且獲得他的承諾。沒想到有天接到他的電話，他在電話中有點為難地說，洛杉磯的「國際日報」記者譚世英也找到他，希望他能把這捲錄音帶的內容交給她發表。譚世英其實是我在文化大學低一班的學妹，她跟張安樂也很熟（其實我跟張安樂那時還沒見過面，只是通過電話採訪）。
張安樂說他很為難，就跟我商量是否可以把整個錄音帶的內容交給譚世英發表，但他可以把重要內容透露給我，譬如說陳啟禮的情報局化名、編號….等等當時外界還不知道的細節，證明我確實也知道錄音帶真正的內容。我同意了。我想，這就是我日後能跟張安樂建立起彼此互信關係的原因之一，而我也確實因為如此，在日後的採訪上從張安樂那邊得到許多獨家的報導。
汪希苓、胡儀敏和陳虎門三人是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三日上午奉命到國家安全局報到，當時國防部軍法局少將副局長張瑩已帶著軍事檢察官王惠然等候。汪希苓向汪敬煦報到之後，馬上被轉介給汪瑩，後者則在表明身份之後把三人押解上車，送往警總招待所。情報局涉及「江南命案」之事也就此正式曝光。
另外，台北血盟幫大老向拔京也指出，陳啟禮等人回到台灣之後在「名商俱樂部」舉辦了一個慶功宴，他也參加了。陳啟禮當時就曾經把他拉到一邊，說了整件事情的經過，而且也跟他說留了兩捲錄音帶在美國，本來是要給「小董」跟吳敦保命用的，但他們都沒有帶回來，吳敦的交給了皮建勳，「小董」的交給在德州的陳志一（黃鳥）。陳啟禮跟向拔京說「小皮」和「黃鳥」的忠誠度絕對沒問題，但遇到什麼事情，他們的社會經驗恐怕不夠，因為向拔京家那時候在美國有工廠，本人也有商務簽證。陳啟禮就跟向拔京說，萬一哪天出了什麼事，希望向拔京能到美國去幫忙處理錄音帶的事。所以陳啟禮在當年十一月十二日號「一清專案」發動之後被捕，向拔京十五日一大早就飛往美國了。
陳啟禮的過人膽識
向拔京還透露了一件鮮為人知的事，也看得出來陳啟禮的膽識過人。就是陳啟禮等三人十月二十一日當天從美國德州達拉斯搭機回台，在東京轉機時，陳啟禮故意打了一個電話給警方肅竊組組長譙長江，告訴對方所搭乘的班飛上有兩名通緝犯，但他同時也掛了電話給陳虎門，結果譙長江帶人去機場堵人，陳虎門卻在工作梯邊就把陳啟禮三人接走，並且在譙長江等人企圖攔阻時出示情報局證件，順利離開機場。
向拔京指出，陳啟禮打這兩個電話的用意，就是要讓吳敦、董桂森安心，讓他們親身體驗情報局「罩得住」。可是，這件事也不是沒風險，萬一情報局「罩不住」呢？
譙長江本人在一九八五年三月間「江南案」在台北開審時也證實了此事，但他的說法是當天上午八時三十分左右，他接到美國洛杉磯的一名「柳姓男子」掛越洋電話密報，指稱陳啟禮將搭乘西北航空公司四五一次班機經由東京返國，「我就指派分隊長莊春榮率幹員黃祝、楊超廷、蔡封淵到機場跟蹤，以深入瞭解這項情報是否屬實？以及陳啟禮究竟與哪些黑道人物交往？」。
譙長江口中的「柳姓男子」，顯然指的是柳茂川，問題是柳茂川為什麼要向警方密報陳啟禮的行蹤？而且，陳啟禮等人是從美國德州達拉斯出發，所有的行程由當地的竹聯成員「黃鳥」安排，柳茂川未必知道細節。但如果是陳啟禮冒柳茂川之名掛了前述電話，倒還確實有可能。
這也讓我想起另一件可以顯示出陳啟禮膽識的往事。那是我在一九九七年八月去柬埔寨首都金邊市首度採訪他時（見附錄：「金邊採訪陳啟禮」）所聽到的趣事：由於金邊市的治安不好，因此陳啟禮也不能免俗的雇用了三名柬埔寨現役軍人充當「公安」，平時在家負責庭院的安全，出門時則有一名「公安」攜帶自動武器隨扈，這些「公安」都有實戰經驗，所以並不見得看得起出錢雇用他們的「老闆」。陳啟禮笑著說，「他們還真的把你當成『盤仔』呢」。
但當年七月間柬埔寨戰火一起，機會就來了。
陳啟禮的居處位於金邊市達官貴人聚居的住宅區，因而也是兵家必爭之地，開戰之後，紅高棉部隊就曾經攻到他家的巷口，槍砲聲乒乒乓乓，結果他無意間發現家裡所請的「公安」及僕傭，經常隨著槍砲聲驚慌地東奔西躲。
心中已有盤算的陳啟禮於是施施然地走到院中的涼亭，好整以暇、旁若無人地泡起茶來，看得那些「公安」目瞪口呆。他看看覺得好笑，於是乾脆一不作、二不休，噗通一聲跳進游泳池中，大剌剌地游起泳來。他說，「那時，越牆而來、炙熱的砲彈碎片還會掉到泳池裡，滋滋作響呢」。
經此一役之後，警衛們對陳啟禮佩服得不得了，私下問陳啟禮的貼身秘書「阿雄」，「老闆當年是幹什麼的？」。「阿雄」也有意思，擺出「不可一世」的樣子答道，「老闆曾經做過將軍，這種陣仗見多了，我當年也是情治人員出身的呢」。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江南案槍手董桂森：我們是為了國家？！》（時報出版），授權鬥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