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王教授知道這個呢？因為他在寫成這博士論文之前，做了幾十年記者，熟悉報界和史學界掌故。為什麼我知道這些呢？因為他是家父的同事，我從小叫他王叔叔。
王叔叔在退休前七、八年考上了中正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班，題目就是「陳寅恪研究」這門思想史、學術史領域的顯學；退休後，花十個月時間完成了論文，通過後整理出版為《獨立與自由》一書，算是同行晚輩的我也幫忙找過一些資料，參與了編輯校對；上面的引文，我都是直接從還存在我硬碟裡的文檔貼過來的。除了普通的校對，我遇到讀不明白的地方，就標註一下請王叔叔再多作說明──陳寅恪學問大，思想很複雜，解讀和整理都不容易，而如果還算得上史學碩士的我都看不懂，那就只有博士級、教授級的本行讀者能看懂了。所以這本書應該比論文原稿易讀許多，可以推薦給有興趣更深入瞭解這段學術史的朋友。
對媒體和行銷有研究的朋友，不妨來思考一個問題：陳寅恪欲藉「對對子」考題來倡導他不同於當世主流的學術見解與教育主張，這是不是一個好辦法？有沒有更好的辦法？考題中的「孫行者／胡適之」成為了話題，但圍繞此題的爭論仍然流向了新舊文化之爭，而不是陳寅恪想談的正題。那麼，這個吸引目光的「孫行者」，是不是一個好題目？如果你來操盤，該如何才能把討論方向引到正題上？考慮到這「正題」的困難程度，又有沒有什麼比較平易近人一些的題目？
新舊文化之爭直到現在還在延續。今天我們還在爭吵文言和白話的比例問題、教法問題、政治問題，用各種外在的價值觀或外來的學術方法套在中文上面糾纏不休，而陳寅恪理想中真正適合中文與國人的中文文法之學仍未建立起來，以致傳統派的擁護者很難找到在學術上夠堅強的論據來與新派打對台。現在的情況是什麼呢？文言派和白話派的大家都聽我一言：你們真正的敵人不是彼此，而是現行中小學課程裡氾濫的「修辭學」，要大家死記硬辨比喻、擬人、轉品、轉化等等名堂來做選擇題，然而剝離了思想情趣，無助於自己寫出好文章的所謂「修辭學」。
那種「修辭學」之所以大行其道，皆因為它是可以「算數達標」、達標就算數的：我統計了他的文章用了哪些比喻、哪些轉化，然後隨意講說「這可能反映了什麼」，就是一篇碩士論文了，真的。拿去教學，學生從不會分辨到會分辨，就明顯可證是有成果了。儘管這和真正的賞析與寫作差得很遠，但是真東西很難用量化的指標來考核，這些「修辭學」則可完全滿足官僚體制的形式主義需求。過去它還沒有在教學現場如此氾濫，老師會講、考試會考，但不會太注重，那現在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是不是因為涉及文化傳統、思想情趣以及學術原理的東西，都在論戰中被打來打去，然後中性、無聊的「修辭學」就成為避險的選擇而出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