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陳寅恪心底的答案是不是「胡適之」呢？是。他三十多年後自己承認了，就是要搞他一下：「實欲應試者以『胡適之』對『孫行者』。蓋猢猻乃猿猴，而『行者』與『適之』意義音韻皆可相對，此不過一時故作狡猾耳。」那當年他為什麼不講呢？應該也是希望話題不要帶偏到私人恩怨上。他和胡適雖然學術見解不同，但並非仇敵，兩家也還有往來的。
《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對陳寅恪的用意總結道：
除開試題本身引發的話題外，在陳寅恪看來，「對對子」其實另涉及中文文法還未發展成熟前，得先有比較語言學的研究，以及不可或缺的歷史觀念。而此類比較研究方法，必須有歷史演變及中西系統異同之觀念；反之，若僅止於抄襲西方文法，不知區辨源流，則有必要「摧陷廓清」。 就陳寅恪的學思淵源而言，此一主張當係來自東方語言學的歷史比較研究，陳寅恪不但個人奉為其治學的工具，且欲有所推廣。另一更大的理想或在如何假西學以崇中學，即取西方的歷史語言學，以挽救中文或漢語免於沈淪，不致盡為西化的白話文所取代。
然而，陳寅恪失敗了：這篇答辯和稍後他又寫了的一篇〈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刊出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傅斯年、胡適之皆未作聲。爭論看起來像是平息了，學界同仁可以接受他闡述的「對對子」的意義與價值，但是沒有人接得下他提出的大題目：改掉對印歐語系文法學的附會，轉從漢語文和緬甸西藏系語文的比較研究，從頭來建立中文的文法學。──好吧，你陳寅恪通八國十幾國語文，你行，你厲害，你說的可能是更好更正確的路，可是我們做不到啊。一般人學兩三門語言就夠嗆了，即便是用功的學者，開始工作以後，事情又多，記憶力又不如少年時期，就算勉強從頭學起，要練到能配得上自己現在的教授名號，也是遙遙無期，更別說這條路還不見得能成功。不願低頭，但也不能賭氣說「學西方的就夠了」，那和抱殘守缺的老古板也沒什麼兩樣；想想辯論下去會超出自己的能力，容易翻車，只好沉默。
後來漢語的語言學，還是走了印歐語系文法學的路子，或有斟酌損益，但沒有如陳寅恪所期望的在根本上立異。至於沒時間精力講那麼多學問的社會大眾，大概也就只能記得「孫行者」與「胡適之」了。
這次「孫行者」與「胡適之」的考題風波，在中文學界、歷史學界都是一樁著名的公案，陳寅恪回應邀他出題的清大國文系主任劉文典（字叔雅）的〈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也流傳甚廣，但在王震邦教授《獨立與自由》一書之前，還沒有人挖到過這篇在北平《世界日報》上的答辯。為什麼他挖到了呢？因為這份報紙是成舍我創辦的，成舍我後來到台灣辦了世新大學，世新大學裡存有當年的《世界日報》，而北京好像都沒有了，至少我在北京大學和國家圖書館都沒找到。
